宋教仁遇刺疑案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10月28日，宋教仁和黄兴一起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维基百科）。

11月7日，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枕在秣陵关起义，攻打南京城失败后退入镇江。
11月11日，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授意下，江苏浙江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
11月13日，宋教仁离开武昌，乘船到南京下关。

12月2日，南京城光复。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

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获压倒性多数席次”，宋教仁想要以党魁身份组件内阁，于是和国民党其他要员在上海滨江一带讨论应付国会的方略，然后准备将讨论后形成的大纲文件带到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又正好袁世凯也发电报催促他北上，于是定下日期乘火车离开上海。3月20日晚上进入上海车站，遭到埋伏的凶手行刺。两天后因伤重去世。

宋教仁在伤重住院期间，授意黄兴代表他拟写一份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言辞恳切。看得出来，宋教仁非常相信和佩服袁世凯的人品声望。在满清皇帝退位的过程中，袁世凯出力非常多，可以说是关键人物。武昌起义之后，他先是被清廷重新起用，然后派遣嫡系部队攻击武昌新军，在攻打和停战的过程中不断寻找有利于自身的政治谈判筹码。

1911年10月27日，黎元洪劝袁世凯南下部队反正（反攻满清恢复中华的意思）。
11月9日，革命党人黄兴亲自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他能率军调转枪口直捣黄龙，那么大总统位置非他莫属。
11月13日，袁世凯回到北京，组建内阁。
11月16日公布了以汉人为主的内阁名单人选。
11月26日，北洋军攻克汉阳。
11月30日，两方达成停战。就这样，北洋军和革命军沿着长江对峙。北洋新军毕竟是举全国之力供养的，又是从制度上挑选了最优秀的军人，所以它的战斗力要高于武昌新军。但是袁世凯并没有一鼓作气将其彻底击败，而总是留有余地。其原因也不外乎是，自从倚重汉人的慈禧太后去世以后，以袁世凯为主的汉人官僚在满清朝廷内部时时受到满清八旗子弟的猜忌排斥。如果不是革命党起事，他袁世凯也没有机会东山再起。所以，袁世凯在充分利用叛乱军队所造成的威胁，以拖待变，结果也是如愿以偿，使得自己在清廷中的政治地位步步高升。最后再顺水推舟，提前让满清朝廷寿终正寝。

在南北议和的过程中，袁世凯主张君主立宪，南方革命党争锋相对，主张共和政体，取消君主。从袁世凯角度来说，保留君主是合乎道义的，毕竟他是满清体制内的要员。但是对于革命党人而言，革命的口号之一是“驱逐鞑虏”，所以势必不能保留满清君主。所以，之前有提到过，如果明朝（也包括是其它汉人王朝）没有灭亡而是延续到1911年，那么君主立宪政体会是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选项。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满清皇帝退位，但是作为补偿，保留对满清皇室的优待。

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在《时报》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我不知道现在革命党所标榜的共和主义，真的是普遍的大众所主持的吗？中国目前的情形非常混乱，起因是一两个党魁的议论，外面的人不知道它的详细情况。所以应当建立一个稳固的政府，要向多数的国民寻求意见，不应当取决于少数人。满清政府现在虽然没有收服人心的办法，但是已经颁布了宪法第十九条，主张主权在民。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应当优先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就是袁世凯的过人之处，他看到了革命党所鼓吹的建立共和政体的弊病之处。就是说，既然革命党是主张共和政体的，那么革命党人中又有几个人是经过民主程序选举而产生的呢？既然革命党人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那么他们的意见就不能被认为是代表了多数国民的意见，自然也就否决了革命党一方的共和政体的正当性。看起来，袁世凯对共和政体并不陌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社会上呼吁立宪的声音高涨。慈禧宣布立宪，将其付诸实践的正是袁世凯。“1907年8月18日，天津县议事会成立，选出正、副议长”，同一年，在袁世凯的运作下，中国最早的近代地方民选议会组织在天津成立。“同时，袁又下令直隶各州试验地方选举、地方自治和司法独立”，这里的直隶差不多是现在的河北省。所以，共和政体的基础，也就是民间选举和地方自治以及司法独立都是袁世凯身体力行地去推动过的，算是开一代新风的人物。那么，南方革命党剩下的唯一的合情合理的口号就只剩下驱逐鞑虏了，而这点也正好被袁世凯巧妙地利用，来打击他在朝堂上的政敌，也就是那一票处处和他作对的满清八旗子弟。

c.袁世凯坦率地指出的南方革命党所主张的共和政体的不足之处，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也适用于所有以革命口号起家的政党。对于通过以革命起家的政党而言，它们是不是就理所应当地掌握革命成功以后的权力果实呢？还是说，革命党要主动搭建一个民选程序，再重新以民意为标准选举出新的权力拥有者。以这种标准的话，革命党人就要做好失去到手的权力的觉悟，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在选举中落败。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无数的革命家在成功上位以后差不多都是贪恋权力的，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借口来保住自己千辛万苦得到的地位。而且他们所编造出来的借口听起来也是有理有据的，像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孙中山蒋介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理论。

cc.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革命都没有开始起步的人士开始鼓吹起上等人下等人理论了，什么上等人就应当掌权，什么政治是一片沼泽，不应该让下等人参与等等。言外之意，他们这些都还没有真刀真枪开干的”革命党人“是上等人，以后革命成功了，就要当世袭的权贵。在现在这种资讯爆炸的年代，这种空头支票真的会有人上钩吗？而那些上钩的人想必也都是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才是那个上等人，注定将来是要独掌大权并且要将这种权力延续给后代的。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国人的这种心态呢？每一个人都想当那个唯一的”真龙天子“，而不是想着和其他人合作，达成共和的局面。如果革命党人之间就是拒绝共和，那么又要如何指望他们在革命成功以后，在更大的国家层面上实践共和政体呢？为什么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注定实现不了共和政体？因为他连党内的其他持有不同观点以及有着竞争关系的派系（陶成章派系和宋教仁派系）都无法容忍，器量如此狭小，又习惯用专制手段约束下属（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以黑社会形式入会，同时要求党员服从党魁的命令）和其他革命党成员，指望他能自觉地从军政顺政迈向宪政无异于与虎谋皮。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内部就不是共和模式，那么如果孙中山活到毛泽东的岁数而且国民党最终能主宰中国命运的话，那么想必国民党内部的专政体制会扩散到整个国家。当然，如果幸运的话，等第一代”国父“们都去世以后，以后有一定几率会出现一个良心发现的继任者，真的做到了从专政体制迈向宪政，但是这种赌注，谁又能保证最终的赢家呢？

ccc.刘晓波虽然曾经大声疾呼，认为中国应当再被殖民三百年才能进步，但是问题是，最起码也要考虑到殖民者自身的政治文明程度。如果是被一个政治文明程度极低的异族政权所殖民，那么无异于是一场巨大的浩劫和灾难。满清和苏联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的困境还在于，中国传统上的海外贸易活络地区只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像是广义上的江南（不仅仅只是江浙沪，也包括明代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广袤土地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农业为主的内陆省份。那么像英国或者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就没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殖民整个国家。所以中国晚清末年才会是尴尬的半殖民地，列强只能在沿海地区或者在靠近沿海的长江流域的几个地区划出一片治外法权（租界）。亚洲有几个幸运国家可以被欧美完全殖民，大英帝国时期的印度，麦克阿瑟管制下的日本。尤其是印度这样历史传承深厚的国家，它的和地缘政治相关的国土形状就像是掉入海洋的冰淇淋。首都新德里虽然号称是位于内陆，但其实距离海岸线不算很远，距离海岸城市孟买的直线距离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武汉市到沿岸城市澳门的距离。晚清末年，列强曾经在武汉划出过一片租界。所以，光是从距离来看的话，列强如果要将势力扩展到新德里也是游刃有余的。而且印度所谓的内陆地区，相比中国的云贵高原或者山西陕西陕西湖南等内陆省份，土地都还算平坦，外国势力进入内陆的成本小很多。印度具有被海洋强国完全殖民的地理条件。日本就更加不用说了。是否具有被海洋强国完全殖民的条件，我觉得可以使用一个标准，就是国土内部的所有的土地到沿海的平均距离（如果算上海拔的话，测算的直线距离会更加准确，工作会更大）。平均距离越是短促，那么就越有条件被完全殖民。

我以上的论述只是为了说明，袁世凯对于共和政体并不陌生，甚至比南方的革命党还要有经验。所以，那种认为是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理由里面，有一条认为是袁世凯忌惮宋教仁太受欢迎会削弱自己的权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宋教仁真的在民间大受欢迎，那么袁世凯应该是乐见其成的才对。宋教仁在国会中越是活跃，那么对于袁世凯而言，国民党就越没有威胁，国体就越安全。因为这意味着国民党愿意在宪法的框架里面行事，而不是动辄诉诸武力。国会就是笼络国民党以及各个叛乱省份的最好武器。不必通过花费巨大的武力征服就能使得敌对的革命党赞同共和政体，避免国家的分裂，实在是最划算的。从袁世凯的处境，他的政权的根基在于北洋军队的支持，而北洋军队是举全国之力兴办的，南方叛乱以后，北京失去了富裕省份的税赋。那么，即使是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在南北共和政体破灭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袁世凯绕开国会，向列强发起了“善后大借款”。对于北洋政府而言，相比于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平步青云，财政赤字问题才是最紧迫的。孰轻孰重，作为当家人的袁世凯不会不明白），他也势必要极力笼络南方各省，促成共和政体。同时，日本方面也是咄咄逼人，那么优先促进共和实在是当务之急。

还有，从宋教仁临终之前对袁世凯的坦诚布告来看，两人之间应该是互相认可的，也可以认为，宋教仁是以知交的态度来看待袁世凯的。如果假定是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那么就意味着，袁世凯是一个虚伪的人，也是背信弃义的人，表面上对宋教仁热乎，背地里巴不得欲除之而后快。袁世凯如果是品行如此恶劣的人，那么他要如何约束部下呢？又要如何组建起来一支能征善战纪律严明又能服从自己的部队呢？俗话说，“人以群分”，从北洋军的各个军头的人品来看，像是段祺瑞等人，也大都是光明磊落的正派人物（当然你如果想要找出一些黑点也是能做到的），当时国务总理赵秉钧也是颇有气节（被怀疑是刺杀凶手后立刻辞职），那么推想袁世凯其人，也大差不差。还有一点，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力主保留清朝皇帝位置，即使后面妥协，还是要求保留皇室待遇，虽然是为满人皇帝服务，倒也算是知恩图报。那么，宋教仁既然折服于他，那么，“知恩图报”的袁世凯的回报方式却是下黑手也是说不过去的。宋教仁能和袁世凯关系融洽的另外一个原因，袁世凯想以共和政体避免国家分裂，将有可能爆发内战的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宋教仁也愿意抛弃党派成见积极和各个派系联络（这在其它一些有门户之见的革命党人看来会是叛党行为），两人的政治理想其实是有相同的部分，所以袁世凯才几次催促宋教仁北上商量。还有一点，就像之前提到的，袁世凯是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应当是知道宋教仁在国民党中的份量的，贸然以刺杀方式除去，牵一发而动全身，对他的南北共和理想而言是后患无穷。而且，如果他真的要除去宋教仁，却偏偏选择在其北上途中行刺，而且是在几次热切地催促他北上的前提下的，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会显得非常乖僻，不像是袁世凯的行事风格（一般的政治家或者喜欢搞阴谋的人恐怕也不会这么做事情的吧）。

袁世凯曾经点评革命党的孙中山黄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他认为孙中山志向高远，也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但是往往脱离实际，并不是实干的人，含蓄地批评孙中山是一个眼高手低的人。但是对于黄兴，认为他个性质朴耿直，做事果断，是实干家的风格，但是缺点就是胆子小见识短，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欺骗和蒙蔽。

袁世凯阅人无数，为什么他会认为黄兴会是一个胆小的人呢？黄兴是沙场上的猛将，这里的胆小应该不是指其在战场上的胆量，而应该是指其怯于挑大梁，不敢主事。孙中山被人戏称为“孙大炮”，从人望上来讲，黄兴比孙中山更适合作为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对于同盟会的主要价值在于他的海外筹款能力，对于处于起步阶段的革命事业，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虽然孙中山的很多募款帐目结算得不大清楚，也导致被政敌攻讦，被认为是骗取捐款，损公肥私）。但是他几次推脱，最后只是徒然赢得了谦恭美名却耽误了大事。袁世凯的这段点评还有一个蹊跷的地方，他为什么特地在末尾加一句“易受小人之欺”呢？谁是小人？把两个人的评价连接在一起，难道是含蓄地指摘孙中山是“小人”吗？黄兴容易被孙中山这样的小人所欺骗蒙蔽吗？黄兴追随孙中山，在袁世凯看来是被欺骗蒙蔽的表现吗？

宋教仁遇害以后，黄兴主张司法调查，但是孙中山主张应当立即起兵讨伐。黄兴是习惯了军旅生涯的将领，而孙中山是没有带过兵打过战的，但是两人的反应却是完全倒转过来。知兵的主张司法调查，不知兵的却主张兴兵讨伐，孙大炮名不虚传。而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大多数党员也是主张先司法调查的。孙中山被人诟病的地方不仅仅只是他那火爆的脾气，他是那种有着坚定信仰的人，也有为了达成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准备。根据维基百科的整理，引用自李敖，列举孙中山有五次卖国行为，都是和日本相关的，像是割让满洲，“提出比二十一条更屈辱的中日盟约十一条”。退一步讲，如果这些勉强可以被看作是孙中山在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的话（如果只是口头承诺，可以事后赖账），那么他在广州的执政记录那就是跌破眼镜了。为了筹措北伐军费，“滥发纸币、没收财产”，搜刮民间财富。民众反抗，那么政治上就奉行专制以弹压，擅自组建政府，解散民选议会，“暴力镇压“商人团体，纵兵焚烧商业民户，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部分商人迁往临近香港。孙中山的倒行逆施是陈炯明的粤军发起反攻的导火索。不止这些，孙中山干过的最让人不齿的是他主动投靠苏联，引狼入室。

d.其实纵观孙中山一生，他基本就是在不断地兴兵讨伐，而且并不是亲临战线，有生命危险的活都是让别人代劳的。一旦风险临身，跑得比谁都快。也正是因为在他获得了足够的人身安全保障地前提下，他谈论起“革命”来才会如此无所顾忌，锲而不舍地讨伐，该妥协的时候不妥协。就和“好战必亡”一样，轻启战端，轻言革命，革命对他而言似乎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是为了彰显个人的勇武和不妥协的精神（革命精神？），但是又有多少人会在他的游戏中失去性命呢？整个民国时期的政治混乱有一大半要拜他所赐，他的革命理想和手段也被蒋介石等人所继承。对于大陆长期遭受专制和战乱之苦的人而言（不仅是过去，还有现在以及将来），孙中山都是过大于功的民族罪人。

dd.孙中山主要活跃的地点其实对于逃生是比较有利的，不管是南京还是上海还是广州，都是靠近出海口的位置，再凭借他和日本方面的友好关系，搭乘日本人运营的远东海运航线就可以做到在中国南方沿海和日本以及东南亚之间朝发夕至。以二次革命为例，宋教仁遇刺后第五天，也就是3月25日，他返回上海以后公开宣布和北洋政府决裂，要武力对抗袁世凯。到9月份的时候，袁世凯基本就肃清了所有反对他的势力。但是孙中山早在一个月之前的8月2号就离开了上海，先转到福州马尾，然后直接开往日本。他为什么不直接从上海开往日本呢？大概是因为怕被人说闲话吧，明明革命都是被你煽动起来的，怎么革命还在进行当中，你就直接开溜了呢？有一点很遗憾，现在缺少很多关于当时经济航线方面的资料，孙中山搭乘的这艘从上海出发的汽船到底是什么情况？比如，汽船是哪家公司运营的，这艘汽船是被孙中山包下来的呢，还是说，这艘汽船只是固定航线上的班车性质的，孙中山只是临时搭乘的，他坐船到达福建以后，再转乘福建到日本航线上的汽船。虽然这方面的资料很欠缺，我个人更加倾向于认为，孙中山搭乘的这艘汽船是被他整艘包下来的，汽船上还有其他的亡命的革命领袖（从后面情况来看，应该还有廖仲恺、戴季陶，陈其美，黄兴等人。当然，他们有可能是坐不同班次的汽船到达日本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艘汽船想必也是日本人运营的(能开通通往日本的航运路线的法人代表是来自日本方面可能性最高)，那么也就说得过去了。或者这么讲，这是日本方面专门留给孙中山的vip待遇的特供汽船。

ddd.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千方百计要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那里捞取到各种地缘政治上的利益，但是袁世凯见招拆招，也让日本方面很头疼。日本通过和军方有密切联系的组织黑龙会在各方面给予孙中山以支持，虽然孙中山在海外演说中总是宣传自己的共和政体的理想，但是日本人的算盘恐怕不是像表面支持的那样。孙中山于他们而言是一个很好用的筹码，借助孙中山在中国不断地煽动内战，使得袁世凯自顾不暇，从而让日本在对北洋政府谈判中取得一些优势。但是日本政府对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终究只是利用关系，并不指望他们真的可以主宰中国。袁世凯去世以后，北洋政府群龙无首，这当然是日本政府所乐见的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当孙中山打算以广州作为北伐的基地，日本方面并没有给予支持，因此，”1920年6月29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谴责日本侵华政策“。对日本的态度来了一个大转弯，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找到了新的靠山。”1918年夏，孙中山致电列宁，对俄国革命党人’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共同斗争‘”。而苏联和日本是敌对关系。

所以，上面提到的袁世凯对黄兴的评价里面所暗示的小人如果指的就是孙中山的话，那么袁世凯识人认人的本领确不是浪得虚名。孙中山是一个没有原则也没有底线的人，但总是提出很响亮好听的口号（虽然这点在公共场合的演说中却是必要的，所以孙中山适合作为一种象征或者精神领袖，言外之意就是他适合被架空。但是一旦落实到革命现实则是漏洞百出，左支右绌）。他虽然一生都在”革命“，但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共和“。共和不是简单地一群人或者各个地方的势力凝结在一起，受到同一个中央权威的管辖。如果是这种标准的话，那么清朝就是一个共和政体，为什么还要推翻呢？共和的基础是地方自治，民主选举，司法独立（正如上面提到的）。做到这几点之后，共和自然就来临了，根本就不需要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讨伐。孙中山的后半生（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基本都是在破坏共和，他的一生功业，除了驱逐鞑虏以外，乏善可陈。

a.毛泽东如此推崇孙中山，除了实际的政党合法性方面的考虑，想必在政治风格上，两者也是有相似部分。毛泽东身上有孙中山的部分影子，两人都是比较合格的宣传和演说家，孙中山的幸运之处在于他没有活得像毛泽东那么长（59岁去世），他的继任者蒋介石才有机会很快就纠正了他所犯下的部分错误。如果毛泽东也像孙中山这样活不过60岁，那么难保林彪不会成为蒋介石第二。孙中山始终屹立不倒，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他握住了革命党的外部资金支持的生命线，毛泽东也是如此，始终尽全力获得苏联方面（尤其是派遣到中国的苏联顾问）的好感以垄断和获得苏联方面源源不断的各种援助。

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在悼念烈士的文章里是这样写的，”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孙中山为之撰文，”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不断地渲染这次起义造成多广泛的影响，又是如何鼓舞全民起义的士气，是多么的有价值，惊天地泣鬼神。一般来说，如果是最亲密最可靠的革命同志殒命的话，应该要表现出来痛惜惋惜的情感，就像日本人在寺庙里供奉战死的士兵一样（不管是不是战犯，死去以后就是和现世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有无声的悲凉，以及肃穆中寓意的神圣。黄兴也正因为这次起义失败而痛感革命力量损失巨大。但是孙中山在悼念文章里面却不停地渲染这次起义是多么影响深远，是不是对他来说，革命同志的牺牲恰好构成了实现他理想的垫脚石呢？只要能达成革命目标，死多少人都是值得的，不足惋惜。或者说，虽然值得惋惜，但是比起光明的前途来，只是革命波涛中的一片浪花。革命同志的牺牲，应当是悲痛的，消沉的，强行将其崇高化，甚至变得激昂起来，这不是对待死者应有的态度。

b.在悼念死者的文章里面，赋予死去的人以太多的社会意义，看起来是不是在利用死者所造成的影响力呢？他们已经把生命都献给革命事业了，死去以后还要被榨干剩余价值。社会影响只对还活着的人有价值，但是对于死者而言，却已经是万古功名业，尽付尘与土了。这大概就是像孙中山这种逃得比谁都快的人所通常具有的特点吧，牺牲的总是别人，又是和毛泽东很相像的一点。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面也是提出了很类似的观点，什么抗日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之类的，将他人的死视若草芥，造成这种心理的原因无外乎是，像毛泽东这种在危险中被重重保卫并且能够优先存活下来的人，他们总是有机会在死者的坟墓之前大放厥词的。

”1912年元月，革命团体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被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而死。陶与孙中山素有过节，一般相信陈其美是得到孙中山授意方敢为此“。陶成章一直不服孙中山，后又退出同盟会自组光复会，在即将被推举为浙江总督之前，在医院被蒋介石暗杀。蒋介石既然在《事略稿本》中自认为他的这次暗杀是他获得孙中山信赖的开始，那么也就相当于承认了暗杀是孙中山指使的，或者有可能是其暗示的。而蒋介石又在日记称”余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两人心照不宣，蒋介石为人机敏，不会在孙中山面前特意提起这件有伤总理光明正大形象的事情。虽然孙中山曾经在给蔡元培的信函中，称自己和同样反对自己的章太炎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小嫌“，似乎显示出他宽宏大量的一面，但是章太炎和陶成章不能相比。章太炎的形象更多的是文人，而后者是有实干精神的，在革命党内部有很多追随者，再加上其大张旗鼓指责孙中山募款帐目不清楚导致孙中山下不来台，威胁到了孙中山的权力。同样的，在宋教仁去北京以国会多数党党魁身份组建内阁之前（飞黄腾达之前），再加上很不凑巧的，宋教仁也和孙中山有过过节（”1907年孙中山与黄兴就国旗发生争执之后，宋教仁因误会对孙中山产生恶感“，不知道是什么”误会“），那么孙中山派人暗杀宋教仁也就说的过去了。

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也死于暗杀，巧合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时候，廖仲恺也在场。他是当时给宋教仁送行的几个国民党要员之一，能给宋教仁送行，想必廖仲恺和宋教仁的关系也是比较亲密。李敖根据廖仲恺遇刺以后谁的获益最大来推理得出蒋介石的嫌疑最大。再加上蒋介石有过通过暗杀国民党元老来上位的记录，那么李敖的怀疑倒也是有几分可靠的。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和蒋介石没有太大关系。蒋介石对孙中山很崇敬，对陈其美也很忠诚，他可以听从孙中山的命令去刺杀陶成章，但是又有谁可以命令他去刺杀廖仲恺呢？廖仲恺是孙中山路线的忠实追随者，蒋介石不大可能擅自做出刺杀廖仲恺的决定。如果是为了上位而刺杀挡在前面路上的绊脚石，那也要出师有名。蒋介石非常在意个人气节之类的道德价值观，又联系到在廖仲恺死亡之前，他给后者写过一封表达对和苏联合作的不一致的看法，内容有理有据，而且语气也很谦虚，那么蒋介石和廖仲恺之间的关系应当都是追随孙中山的合作伙伴的关系，是盟友关系。

廖仲恺是在下车是被刺客从暗处扑上来刺杀的，宋教仁是在去火车站要上车的时候被刺杀的，两人被刺杀的地点都和交通工具有关，都是在准备上车和下车的空隙被刺杀的。刺杀地点是在人流比较密集的交通地点，方便在引起骚乱以后乘乱撤离，同时人多的地方行刺成功率也会高很多。总之，是比较专业的刺客（武士英虽然是前退役军人，但是对于暗杀这件差事毕竟不是行家里手。所以更大的可能是有行业内专家指教过他，所以以陈其美应桂馨为代表的青帮势力又增加了嫌疑）。还有一点，这两个行刺的凶手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知道被行刺对象的行程安排，在行刺地点埋伏已久（如果行刺宋教仁的刺客是尾随着宋教仁进入上海火车站的，宋教仁想必也是搭乘交通工具进入火车站的，而且还有别人陪同他，所以行刺的人如果一路尾随不仅容易暴露自己，而且要处理的事情过多的话也容易导致行刺失败，所以刺客应该是提前得到消息埋伏在车站的），廖仲恺应当是1925年8月20日当天去惠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上班的。而宋教仁的情况比较特殊一些。宋教仁因为是提前订了火车票的，他的订票信息是被谁透露的呢？国民党内部谁有条件透露或者说有能力查出宋教仁的订票日期？不知道当年坐火车是不是实名订票的？也不知道上海是不是只有一座通向北京的火车站？宋教仁去北京之前有没有把自己的行程安排透露给北京方面呢？上海毕竟是革命党势力范围，如果不是宋教仁主动透露的话，北京方面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拿到宋教仁的行程信息。再者，对于像行刺宋教仁这么显赫的人物，而是是在行程当中的，行刺的人如果要确保成功，想必不是一个人能够顺利完成的。应该是有接应的人，比如一个监视宋教仁的动向，然后再向埋伏在火车站中的刺客下达刺杀的时机，刺杀成功后，乘着混乱逃出火车站，搭乘接应同伙的交通工具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