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知了与华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iuasCzLi0
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都2026年了,居然有企业能搞“文字狱”。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在拼多多上搜一下“竹知了”,你会发现所有商品下面都没有用户评论。为什么“竹知了”突然火起来了?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

7月中下旬,短视频平台上突然火起来一种老玩具,叫“竹知了”。这东西是不少80后、90后小时候几毛钱就能买到的老物件:一根轴、一截线,一个纸糊的蝉壳;摇动转轴靠齿轮和摩擦发声,就能发出“哇—哇—哇”的声音,捏住“脖子”一卡,声音戛然而止。造型说不上精致,甚至有点粗糙,张着一张大嘴,看着还有点憨。但正是这份粗糙和憨态,让它成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当时,一个博主给女儿拍了条怀旧短视频,配文写着:“1000块以内最好的玩具。”这句话是不是很眼熟?它正好撞上了华为发布会上那句经典的宣传口号。再加上竹知了“哇哇”的叫声,跟发布会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音色和节奏上有几分相似,网友一联想,梗就成了,评论区也是一片会心一笑。
视频火了之后跟风模仿者众多,麻烦也跟着来了。
7月23日前后,开始有博主收到侵权投诉,投诉方写的是“华为”,理由是“损害企业商誉”。起初只是零星几条视频被下架,很多创作者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账号后台就多了一条侵权通知。
7月29日起,投诉全面升级,从“精准打击带梗文案”变成了不分青红造白的批量清理。连单纯展示玩具、没带任何攻击性文案的怀旧视频也被下架限流;有的账号头像干脆被清空重置,评论区整个消失,连“这是我小时候的玩具”这种纯粹怀旧的留言都没能幸免。
7月30日,“竹知了被投诉下架”冲上热搜,禁果效应彻底拉满。越是不让看,大家越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梗;越是查不到,越有人费劲扒资料拼凑真相。
玩具本身只卖5毛8一个,一周之内销量翻了6倍,累计卖出近50万件。电商平台上,商家们更是疯狂蹭热度:有的写“遥遥领先知了”,有的写“玄武玩具蝉鸣发声器”,还有的直接打出“华子同款声音”。一时间跟风又带货,销量数据比广告投放还猛。
这就是传播学里说的**史翠山效应(Streisand Effect)**:你越是想摁住一个话题,它就越是要冒出头,而且冒出头的方式往往比原来更猛烈、更不可控。华为原本想维护品牌的严肃性,用最直接的法律手段重拳出击,结果一通投诉下去,非但没能灭火,反而把一个小圈子里的玩笑送上了全民狂欢的舞台,连原本根本不知道这个梗的人,也因为好奇而主动去搜、去看、去买。
而**品牌语言被解构的风险**,才是华为真正焦虑的地方。“遥遥领先”、“1000万以内最好”,这几句话本是华为最响亮的传播资产,是花了大量广告预算、经过反复打磨才立住的品牌符号,简单好记、朗朗上口。但也正因为好记,也就最容易被套用、戏仿,拿来做二次创作的素材。今天是竹子做的知了,明天可以是风扇,后天可以是水龙头,任何一个物件都能被套进这个模板里。一旦这套模板泛滥成灾,形成规模化的传播效应,原本代表技术突破、代表高端定位的话语,就会被一点点消解成段子素材,严肃的品牌调性也会被稀释成大众娱乐的谈资。站在企业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华为的担心倒不算是大惊小怪。
那么,华为这样干,法律层面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点名不代表不构成侵权”**,这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地方。
大家觉得视频里没出现“华为”两个字,没提“余承东”三个字就不算事儿。但在司法实践里,判断名誉侵权从来不是以“直接点名”为唯一标准,只要指向性足够明确,让公众普遍能联想到特定对象,就可能构成侵权。“一千以内最好”配上“哇哇哇”的声音组合,两个元素叠加在一起,指向性确实相当明确。华为的做法从法理角度来看,也许无可厚非。
但**法律上“正”,不等于公关上“高明”**,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评判体系。很多时候维护品牌声誉,比的从来不是谁在法理上占理,比的是谁能把负面舆情摁到最低,把负面情绪转化的速度降到最快。批量投诉一出,逆反心理被全面激活,越不让说大家越要说,越是封杀,梗就传得越远越广,这几乎是互联网舆情场屡试不爽的一条铁律。
所以说,处理的方式决定了结局的走向,这一点商业史上有太多现成的对照案例:
* **小米与雷军**:当年那句“Are you OK?”被网友做成鬼畜视频,反复剪辑配乐恶搞,全网调侃了好几年。按严格的法务标准衡量,这些二创视频未必经得起较真。可雷军没有硬刚到底,反而买下了原始视频的版权,亲自在发布会上播放这段鬼畜剪辑。台下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笑,用一场公开的自嘲彻底消解了这个梗原本带有的嘲讽意味。这个梗最后成了小米接地气的标签,甚至小米之家的活动现场都会主动放这段视频活跃气氛。
* **蔡徐坤团队**:当年“鸡你太美”的梗刚出现时,团队最早选择发律师函硬刚,动用法律手段试图压制,结果嘲讽声浪不降反升,梗反而传得更广更狠。后来团队转变策略,让蔡徐坤主动在综艺节目里在线模仿打篮球的姿势,亲自接梗化解尴尬,嘲讽的力道被卸掉了大半,不少此前的黑粉反而因为这份坦然,觉得这人也没那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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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克刚往往比针锋相对更管用,这是被反复验证过的公关逻辑。这些道理其实很多大公司都懂,但实际操作时往往还是严打高压、不知变通。
这主要是因为**大公司的舆情处理通常是一条层层加码、却没人真正担责的流水线**:
1. **监测部门**用爬虫和关键词系统全天候扫描全网内容,发现风险后生成报告提交上去;
2. **品牌部门**判断是否有损形象,一旦拿捏不准,为了保险起见,往往倾向于从严处理,随后转交法务;
3. **法务部门**按内部标准提交投诉材料,不管具体内容是恶意抹黑还是单纯玩梗,先下架视频再说——反正下架的成本远低于放任不管的风险。
考核标准看的是“发现了多少负面、删除了多少负面、处理速度有多快”,这些看得见、算得清,可以写进季度汇报里当做亮点;但一次删除引发的声誉损耗(比如这次阻止了单条视频,却引发了全网调侃),难以量化,也没人为此负责。**错杀一百不会被追责,顶多算一次流程内的正常操作;不小心放过一个,等闹大了,负责人第一个挨揍,甚至可能岗位不保。** 于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就成了流水线上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谁也不愿违背的最理性选择。
如今,几乎所有头部企业都在打一场“舆情军备竞赛”:设法务账号、建举报邮箱、悬赏举报奖金,定期发布“打击黑公关”战报,把维权成果当成企业形象的一部分公开展示。有企业一年评估预警线索超过16000条,持续监测200多个重点账号,最终对近百个账号提起诉讼;也有企业把举报奖励的上限提到了500万,鼓励用户和内部员工主动举报可疑内容。造车新势力这几年更是把这套打法玩得炉火纯青,几家头部品牌都配备了专门的法律团队,处理速度和投诉数量,常常成为行业内部比拼的另一个隐性指标。
你不养这支队伍,就等于在舆论战场上主动缴械。一旦对手的负面被压下去,自己的负面还在满天飞,市场认知的天平立刻就会倾斜。大家都在养,这支队伍就越养越庞大,形成一种谁都无法单方面退出的“军备竞赛螺旋”。但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因为差评也会被批量清理,负面被系统性过滤,留下来的评论区一片祥和,看上去满屏五星好评,可产品真实的模样、真实的使用体验,反而被层层过滤后看不清楚了。
当然,华为也有其特殊之处,就是**与“民族产业”绑定的问题**,这一点是它和其他普通消费品牌最本质的不同。
从商业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与“情感消费”的结合。很多消费者购买华为的产品,购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一台电脑,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某种集体情绪。这当然会带来溢价,让品牌获得远超同类产品的情感加成和舆论支持。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企业与国家尊严、民族复兴这类叙事高度关联时,它也会失去普通企业可以享受的缓冲空间,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成不成比例的严肃议题。
比如说有人骂苹果垃圾,骂的是苹果东西不好用,顶多引发一场产品层面的争论;可如果有人骂华为垃圾,就可能被扣上“不支持国产”、“别有用心”、“给外国递刀子”、“破坏团结”等大帽子,讨论的性质瞬间从产品层面上升到立场层面。在极端的氛围下,一个戏仿段子就不再是个段子,而被解读为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抹黑行动,需要如临大敌般全力应对。
当企业与宏大叙事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越容易把外界的笑声理解成对这一整套叙事的挑战,哪怕这笑声本身毫无恶意。一个竹子做的知了,既没否定企业的科研成果,没否定它的产品品质,也没否定它的操作系统,纯粹是一场巧合玩笑。但是,当一个品牌习惯了获得崇高的掌声,习惯了被赋予超出商业范畴的意义,那任何突如其来的笑声听起来都充满敌意,哪怕对方本无恶意,也会被本能地当成需要防御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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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让人忍不住想起古代的一套规矩,叫“避讳”。这套制度和眼下的舆情管控在逻辑上竟有几分神似:皇帝的名字百姓不能用、不能提,甚至连地名、物品名称沾上了同音字,都得连夜改掉。除了避名讳,还不能质疑、调侃、辱骂君父,哪怕君父真做错了事,史书上得替他美化几分,“为尊者讳”几乎是古代伦理里的铁律。这套规矩存在的意义,是靠制造日常能被感知到的麻烦和敬畏,来拱卫最高权力的神圣性,让百姓在一言一行中时刻记得谁才是不可冒犯的人。
可“避讳”这件事,从来只属于极少数人。皇帝可以让天下人避讳,孔圣人可以让天下读书人避讳;除此之外,哪怕是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历史上有个知州叫田登,硬要全州百姓避讳自己名字里的“灯”字,元宵节“放灯三日”的告示被改成了“放火三日”,闹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笑话,最后被贬官外放。有意思的是,他之所以被贬,不是因为伤了百姓利益,而是因为他僭越了本不属于他的特权。
说起历史,北宋年间倒有一个和知了较劲的真实故事,说来更是讽刺,而且比田登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宋神宗朝有位武将名叫宋守约,出身官二代,能文能武,官至殿帅,调任开封负责京城防务。他有个古怪习惯:一到夏天听不得知了叫,每天派十几个士兵去营房周围捕蝉,抓不完不许收工,只要听见叫声,就要将负责捕蝉的士兵狠狠打一顿。久而久之,士兵们怨声载道,连皇帝都听说了这事儿,专门把他叫来责问:“知了叫又不是什么大事,何必逼着士兵去抓,还动辄打骂?万一把人逼急了闹出哗变,那才是得不偿失!”
宋守约的回答倒是振振有词、条理清晰。他说自己当然知道捕蝉这事没什么大道理可讲,可军中最要紧的是号令必须畅通。天下太平已久,将士们多年没上过战场,缺的正是那种令行禁止的实战训练,也就没机会体会什么叫“说一不二”。“捕知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臣都能让全军上下令出必行、不打折扣,往后陛下若要臣镇守一方、真上战场,臣立刻就能拉出一支说走就走、说打就打的队伍,这才是臣的真正用意。
宋神宗听完“恍然大悟”——原来宋守约不是怕听知了乱叫,而是怕人不服管教;禁止了叫,不过是为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让手下听命而已。
这套说辞乍一听逻辑自洽,甚至带着几分深谋远虑的意味,可细品之下处处透着荒唐。一只知了本不该有这么大的排场,它的叫声既不威胁安全,也不损害任何人的实际利益,纯属自然界最寻常的一种声响。可到了掌握权力的人手里,任何一点不合心意的声音都能被包装成“事关号令”、“事关威严”的大问题,都值得动用整支队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围剿。
千百年之后,我们看到的“竹知了”事件,却也有几分相似。
围剿“竹知了”这场风波,说到底不是一个玩具的胜利,也不是一家企业的失误,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社会心态:越强大,反而越怕被调侃;管控越严密,越容易失了分寸。堵是堵不住的,防是防不胜防的。与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和一只几毛钱的竹蝉较劲,不如坦然面对、一笑而过,顺势自嘲,反倒可能赢得更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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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席的命 但是有当主席的心
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都2026年了,居然有企业能搞“文字狱”。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在拼多多上搜一下“竹知了”,你会发现所有商品下面都没有用户评论。为什么“竹知了”突然火起来了?事情说起来并不复杂。

7月中下旬,短视频平台上突然火起来一种老玩具,叫“竹知了”。这东西是不少80后、90后小时候几毛钱就能买到的老物件:一根轴、一截线,一个纸糊的蝉壳;摇动转轴靠齿轮和摩擦发声,就能发出“哇—哇—哇”的声音,捏住“脖子”一卡,声音戛然而止。造型说不上精致,甚至有点粗糙,张着一张大嘴,看着还有点憨。但正是这份粗糙和憨态,让它成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当时,一个博主给女儿拍了条怀旧短视频,配文写着:“1000块以内最好的玩具。”这句话是不是很眼熟?它正好撞上了华为发布会上那句经典的宣传口号。再加上竹知了“哇哇”的叫声,跟发布会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音色和节奏上有几分相似,网友一联想,梗就成了,评论区也是一片会心一笑。
视频火了之后跟风模仿者众多,麻烦也跟着来了。
7月23日前后,开始有博主收到侵权投诉,投诉方写的是“华为”,理由是“损害企业商誉”。起初只是零星几条视频被下架,很多创作者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账号后台就多了一条侵权通知。
7月29日起,投诉全面升级,从“精准打击带梗文案”变成了不分青红造白的批量清理。连单纯展示玩具、没带任何攻击性文案的怀旧视频也被下架限流;有的账号头像干脆被清空重置,评论区整个消失,连“这是我小时候的玩具”这种纯粹怀旧的留言都没能幸免。
7月30日,“竹知了被投诉下架”冲上热搜,禁果效应彻底拉满。越是不让看,大家越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梗;越是查不到,越有人费劲扒资料拼凑真相。
玩具本身只卖5毛8一个,一周之内销量翻了6倍,累计卖出近50万件。电商平台上,商家们更是疯狂蹭热度:有的写“遥遥领先知了”,有的写“玄武玩具蝉鸣发声器”,还有的直接打出“华子同款声音”。一时间跟风又带货,销量数据比广告投放还猛。
这就是传播学里说的**史翠山效应(Streisand Effect)**:你越是想摁住一个话题,它就越是要冒出头,而且冒出头的方式往往比原来更猛烈、更不可控。华为原本想维护品牌的严肃性,用最直接的法律手段重拳出击,结果一通投诉下去,非但没能灭火,反而把一个小圈子里的玩笑送上了全民狂欢的舞台,连原本根本不知道这个梗的人,也因为好奇而主动去搜、去看、去买。
而**品牌语言被解构的风险**,才是华为真正焦虑的地方。“遥遥领先”、“1000万以内最好”,这几句话本是华为最响亮的传播资产,是花了大量广告预算、经过反复打磨才立住的品牌符号,简单好记、朗朗上口。但也正因为好记,也就最容易被套用、戏仿,拿来做二次创作的素材。今天是竹子做的知了,明天可以是风扇,后天可以是水龙头,任何一个物件都能被套进这个模板里。一旦这套模板泛滥成灾,形成规模化的传播效应,原本代表技术突破、代表高端定位的话语,就会被一点点消解成段子素材,严肃的品牌调性也会被稀释成大众娱乐的谈资。站在企业资产管理的角度来看,华为的担心倒不算是大惊小怪。
那么,华为这样干,法律层面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点名不代表不构成侵权”**,这是很多人容易误解的地方。
大家觉得视频里没出现“华为”两个字,没提“余承东”三个字就不算事儿。但在司法实践里,判断名誉侵权从来不是以“直接点名”为唯一标准,只要指向性足够明确,让公众普遍能联想到特定对象,就可能构成侵权。“一千以内最好”配上“哇哇哇”的声音组合,两个元素叠加在一起,指向性确实相当明确。华为的做法从法理角度来看,也许无可厚非。
但**法律上“正”,不等于公关上“高明”**,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评判体系。很多时候维护品牌声誉,比的从来不是谁在法理上占理,比的是谁能把负面舆情摁到最低,把负面情绪转化的速度降到最快。批量投诉一出,逆反心理被全面激活,越不让说大家越要说,越是封杀,梗就传得越远越广,这几乎是互联网舆情场屡试不爽的一条铁律。
所以说,处理的方式决定了结局的走向,这一点商业史上有太多现成的对照案例:
* **小米与雷军**:当年那句“Are you OK?”被网友做成鬼畜视频,反复剪辑配乐恶搞,全网调侃了好几年。按严格的法务标准衡量,这些二创视频未必经得起较真。可雷军没有硬刚到底,反而买下了原始视频的版权,亲自在发布会上播放这段鬼畜剪辑。台下哄堂大笑,他自己也跟着笑,用一场公开的自嘲彻底消解了这个梗原本带有的嘲讽意味。这个梗最后成了小米接地气的标签,甚至小米之家的活动现场都会主动放这段视频活跃气氛。
* **蔡徐坤团队**:当年“鸡你太美”的梗刚出现时,团队最早选择发律师函硬刚,动用法律手段试图压制,结果嘲讽声浪不降反升,梗反而传得更广更狠。后来团队转变策略,让蔡徐坤主动在综艺节目里在线模仿打篮球的姿势,亲自接梗化解尴尬,嘲讽的力道被卸掉了大半,不少此前的黑粉反而因为这份坦然,觉得这人也没那么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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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克刚往往比针锋相对更管用,这是被反复验证过的公关逻辑。这些道理其实很多大公司都懂,但实际操作时往往还是严打高压、不知变通。
这主要是因为**大公司的舆情处理通常是一条层层加码、却没人真正担责的流水线**:
1. **监测部门**用爬虫和关键词系统全天候扫描全网内容,发现风险后生成报告提交上去;
2. **品牌部门**判断是否有损形象,一旦拿捏不准,为了保险起见,往往倾向于从严处理,随后转交法务;
3. **法务部门**按内部标准提交投诉材料,不管具体内容是恶意抹黑还是单纯玩梗,先下架视频再说——反正下架的成本远低于放任不管的风险。
考核标准看的是“发现了多少负面、删除了多少负面、处理速度有多快”,这些看得见、算得清,可以写进季度汇报里当做亮点;但一次删除引发的声誉损耗(比如这次阻止了单条视频,却引发了全网调侃),难以量化,也没人为此负责。**错杀一百不会被追责,顶多算一次流程内的正常操作;不小心放过一个,等闹大了,负责人第一个挨揍,甚至可能岗位不保。** 于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就成了流水线上每一个人都心知肚明、谁也不愿违背的最理性选择。
如今,几乎所有头部企业都在打一场“舆情军备竞赛”:设法务账号、建举报邮箱、悬赏举报奖金,定期发布“打击黑公关”战报,把维权成果当成企业形象的一部分公开展示。有企业一年评估预警线索超过16000条,持续监测200多个重点账号,最终对近百个账号提起诉讼;也有企业把举报奖励的上限提到了500万,鼓励用户和内部员工主动举报可疑内容。造车新势力这几年更是把这套打法玩得炉火纯青,几家头部品牌都配备了专门的法律团队,处理速度和投诉数量,常常成为行业内部比拼的另一个隐性指标。
你不养这支队伍,就等于在舆论战场上主动缴械。一旦对手的负面被压下去,自己的负面还在满天飞,市场认知的天平立刻就会倾斜。大家都在养,这支队伍就越养越庞大,形成一种谁都无法单方面退出的“军备竞赛螺旋”。但最终买单的还是普通消费者,因为差评也会被批量清理,负面被系统性过滤,留下来的评论区一片祥和,看上去满屏五星好评,可产品真实的模样、真实的使用体验,反而被层层过滤后看不清楚了。
当然,华为也有其特殊之处,就是**与“民族产业”绑定的问题**,这一点是它和其他普通消费品牌最本质的不同。
从商业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与“情感消费”的结合。很多消费者购买华为的产品,购买的不只是一部手机、一台电脑,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表达某种集体情绪。这当然会带来溢价,让品牌获得远超同类产品的情感加成和舆论支持。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当企业与国家尊严、民族复兴这类叙事高度关联时,它也会失去普通企业可以享受的缓冲空间,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放大成不成比例的严肃议题。
比如说有人骂苹果垃圾,骂的是苹果东西不好用,顶多引发一场产品层面的争论;可如果有人骂华为垃圾,就可能被扣上“不支持国产”、“别有用心”、“给外国递刀子”、“破坏团结”等大帽子,讨论的性质瞬间从产品层面上升到立场层面。在极端的氛围下,一个戏仿段子就不再是个段子,而被解读为一场有组织的大规模抹黑行动,需要如临大敌般全力应对。
当企业与宏大叙事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越容易把外界的笑声理解成对这一整套叙事的挑战,哪怕这笑声本身毫无恶意。一个竹子做的知了,既没否定企业的科研成果,没否定它的产品品质,也没否定它的操作系统,纯粹是一场巧合玩笑。但是,当一个品牌习惯了获得崇高的掌声,习惯了被赋予超出商业范畴的意义,那任何突如其来的笑声听起来都充满敌意,哪怕对方本无恶意,也会被本能地当成需要防御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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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让人忍不住想起古代的一套规矩,叫“避讳”。这套制度和眼下的舆情管控在逻辑上竟有几分神似:皇帝的名字百姓不能用、不能提,甚至连地名、物品名称沾上了同音字,都得连夜改掉。除了避名讳,还不能质疑、调侃、辱骂君父,哪怕君父真做错了事,史书上得替他美化几分,“为尊者讳”几乎是古代伦理里的铁律。这套规矩存在的意义,是靠制造日常能被感知到的麻烦和敬畏,来拱卫最高权力的神圣性,让百姓在一言一行中时刻记得谁才是不可冒犯的人。
可“避讳”这件事,从来只属于极少数人。皇帝可以让天下人避讳,孔圣人可以让天下读书人避讳;除此之外,哪怕是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历史上有个知州叫田登,硬要全州百姓避讳自己名字里的“灯”字,元宵节“放灯三日”的告示被改成了“放火三日”,闹出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笑话,最后被贬官外放。有意思的是,他之所以被贬,不是因为伤了百姓利益,而是因为他僭越了本不属于他的特权。
说起历史,北宋年间倒有一个和知了较劲的真实故事,说来更是讽刺,而且比田登的故事更耐人寻味。
宋神宗朝有位武将名叫宋守约,出身官二代,能文能武,官至殿帅,调任开封负责京城防务。他有个古怪习惯:一到夏天听不得知了叫,每天派十几个士兵去营房周围捕蝉,抓不完不许收工,只要听见叫声,就要将负责捕蝉的士兵狠狠打一顿。久而久之,士兵们怨声载道,连皇帝都听说了这事儿,专门把他叫来责问:“知了叫又不是什么大事,何必逼着士兵去抓,还动辄打骂?万一把人逼急了闹出哗变,那才是得不偿失!”
宋守约的回答倒是振振有词、条理清晰。他说自己当然知道捕蝉这事没什么大道理可讲,可军中最要紧的是号令必须畅通。天下太平已久,将士们多年没上过战场,缺的正是那种令行禁止的实战训练,也就没机会体会什么叫“说一不二”。“捕知了”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臣都能让全军上下令出必行、不打折扣,往后陛下若要臣镇守一方、真上战场,臣立刻就能拉出一支说走就走、说打就打的队伍,这才是臣的真正用意。
宋神宗听完“恍然大悟”——原来宋守约不是怕听知了乱叫,而是怕人不服管教;禁止了叫,不过是为了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让手下听命而已。
这套说辞乍一听逻辑自洽,甚至带着几分深谋远虑的意味,可细品之下处处透着荒唐。一只知了本不该有这么大的排场,它的叫声既不威胁安全,也不损害任何人的实际利益,纯属自然界最寻常的一种声响。可到了掌握权力的人手里,任何一点不合心意的声音都能被包装成“事关号令”、“事关威严”的大问题,都值得动用整支队伍,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围剿。
千百年之后,我们看到的“竹知了”事件,却也有几分相似。
围剿“竹知了”这场风波,说到底不是一个玩具的胜利,也不是一家企业的失误,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某种社会心态:越强大,反而越怕被调侃;管控越严密,越容易失了分寸。堵是堵不住的,防是防不胜防的。与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去和一只几毛钱的竹蝉较劲,不如坦然面对、一笑而过,顺势自嘲,反倒可能赢得更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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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席的命 但是有当主席的心
15 个评论
华为的利润来源是购买上万元折叠屏、Mate系列、高端问界汽车的高净值人群、政企采购、中老年体制内/商务群体。而不是现在网上的声浪大的年轻人、极客群体、B站/抖音的玩梗草根用户。我的家族就有华为用户我真的很烦这些老登。这些老登反而会觉得华为非常霸气
玩不起是这样的,但如果不管的话你国人玩的又会越来越恶臭极端,所以这就是悖论,到底禁评吗?这是个问题。
華為也主動加入人生三不可避的行列了,
「出生、死亡、辱華(為)」。
「出生、死亡、辱華(為)」。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后清继承并发扬前清的治国理政理念,官僚体系权力傲慢不足虑,说不定培养出的基本盘也能为掀翻小池塘贡献绵薄之力。
天下苦菊久矣,華為的罪狀要是認真寫起來,上百條都不止,只是集中在了“竹知了”事件爆發而已。
我相信華為做互聯網乃至中國橫行霸道的惡人是肯定有它的道理的。我猜測啊,比如華為就是知道“惡人還需惡人磨”這個道理,知道對付中國人不能玩消費者是上帝那一套;比如華為可能靠山就是中國某大領導,本就被賦予了最大的權力,只要華為自己不去搞別的蛋糕,它在中國隨便玩;比如華為就是被賦予了實驗性質呢?看看民族主義這條路走下去會怎樣,所以華為的一切行為也只是中共的縮影。
我繼續猜測,竹知了事件的熱度最終還是會被消磨掉,後續還會提起,但不能公開傳播,就類似小熊維尼在中國一樣,你能提這四個字,你能討論那套動畫,但你不能貼圖貼在中國網絡上,或者説最終解釋權是模糊的。反正我是不相信“中國人是無辜的,中共是清白的,只有華為是壞人”這種傻逼結論。
我相信華為做互聯網乃至中國橫行霸道的惡人是肯定有它的道理的。我猜測啊,比如華為就是知道“惡人還需惡人磨”這個道理,知道對付中國人不能玩消費者是上帝那一套;比如華為可能靠山就是中國某大領導,本就被賦予了最大的權力,只要華為自己不去搞別的蛋糕,它在中國隨便玩;比如華為就是被賦予了實驗性質呢?看看民族主義這條路走下去會怎樣,所以華為的一切行為也只是中共的縮影。
我繼續猜測,竹知了事件的熱度最終還是會被消磨掉,後續還會提起,但不能公開傳播,就類似小熊維尼在中國一樣,你能提這四個字,你能討論那套動畫,但你不能貼圖貼在中國網絡上,或者説最終解釋權是模糊的。反正我是不相信“中國人是無辜的,中共是清白的,只有華為是壞人”這種傻逼結論。
华为这家公司和中共是类似的,用道德说教甚至法律途径都是伤不了其分毫的,因为它们就是法律甚至道德标准本身
老早就说过了,华为不是民企,而是比所有央企逼格都要高的党企:这是党的前台门面,打它的脸就等于打党的脸。历朝历代有能力搞文字狱的都是最高当局,你听说过有商人能搞文字狱的吗?
这个事情最沙雕的,后来还有不少人带节奏,从竹知了是有组织刻意炒作,再到说成境外势力、颜色革命。流氓企业脑残粉。
建议杀中特资本家,杀不了习近平,还杀不了马化腾、雷军、马云、刘强东??
共匪扶植的華為企業,帶頭搞文字獄自然是理所當然。然而,這種現象背後往往遵循著一個規律:共匪審查的邊界擴得越寬、對語言的控制越細緻,恰恰暴露出其統治根基與共匪控制力的漸趨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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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的理論用來顛覆共產黨政權有什麼欠缺之處?https://pincong.rocks/question/item_id-450108
過於路徑依賴。
阿姨的諸夏不是解決共產黨,而是解決大洪水的。
在劉的理論裏,共產黨不用推翻,到時間它自己就會死。
只是共產黨死了之後,中國依然沒有辦法實現民主,因爲中國人缺乏結社、憲政和法治的能力。
所以中國立刻會陷入無政府主義狀態(大洪水),絕大部分人會在缺乏政府的保護下在很短的時間内死亡并且斷子絕孫。(互害社會)
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是歷史事實,并且世界上所有國家改朝換代,只有中國死人最多,可以在幾十年之内,通過内戰屠殺,消滅一半以上人口。(德配下)
劉把這種獨特的現象總結爲:中國人沒有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世界文明窪地)
他們都必須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一個獨裁者身上才能活,否則就會死去。(費拉無產階級)
那麽,中國人想要提高文明水平,實現民主文明,第一個需要提高的,就是組織國家秩序的能力。
所以劉給出一個解決無政府狀態的方案,就是諸夏。大家都去嘗試著建國,不要統一。
這樣的好處是:
1、可以充分鍛煉各個小國家内人的結社,組織能力。提高“德性”
2、就算這些小國也是個獨裁國家,推翻一個小獨裁者更容易。
總之,就是重走一邊歐洲各個民族國家在現代民主化之前的狀態,才能最終產生出現代民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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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的理論問題在於路徑依賴。
説白了,就是他認爲一個文明不能跨越式發展。
中國人不經過歐洲中世紀那麽幾百年的分分合合,民族國家互相勾心鬥角,頻繁戰爭,是不可能有現代文明意識的。當然 ,經歷完這個過程,“中國人”也就如同“羅馬人”一樣,已經消失于歷史之中了。
很多學者認爲,文明是可以跨越式發展的,中國人無需經過這幾百年的鍛煉,也能直接學習現成的民主國家的經驗,在中共死亡之後,實現民主化,成爲一個現代國家。
比如王劍就是這麽認爲的,他經常跟觀衆互動時說,你怎麽知道中共亡了,天下就一定要大亂呢?你怎麽知道中國人就沒有能力和意願實現民主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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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爲,諸夏有一個問題是,大洪水意味著其他國家不會插手。
但是美國、日本、俄國和印度看到中共下臺的時候,居然不會插手扶植代理人是很難想象的。
就算以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的角度看,美俄是一定會插手扶植代理人的。
諸夏戰爭最後一定就是看誰背後的大腿粗,但是美國不可能會扶植兩個代理人,因爲這樣并不划算。
這造成一個結果就是,諸夏就算有,存在的時間不會很長,而且也不會如同劉那樣期望的向歐洲中世紀那樣自然發展。
而是擁有美歐日裝備的某個軍閥會議最快速度解決掉其他所有的國家,不等你民族發明完成就已經一統江山。
写成猪支了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