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短文】从官场逻辑看六四
最近在品葱六四这个年经话题讨论热度不高,可能是因为国家防火墙历年都会在六四前后加高,很多网友都没法登录顺利品葱。而且大家绕来绕去还是当年王丹、吾尔开希、柴玲等学生领袖的那一套“共产党坏,学生好,勿忘历史”的说辞。于是本人想从官僚的角度简单聊聊这个意义深远的事件。
撇去产生原因不谈(价格闯关失败导致了民间的反官倒情绪,又恰逢先前被逼下台的政治明星胡耀邦逝世),六四的历史真相异常简单,用学术语言讲叫做党内斗争的街头化,换成人话说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用一夜的枪声教育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要说你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就算你是党内的同志(例如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面对路线分歧,我也会抬出坦克车和自动步枪来对付你们,谢谢。
六四事件根本无法洗地,核心主要原因有二,而这两点实质上如出一辙:
1. 无法解释为什么北京会戒严
1989年施行的是八二宪法辅以1988年宪法修正案,作为对比,2021年现行的中国宪法是八二宪法加上五个宪法修正案(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以及臭名昭著的2018年)。1988年宪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七条第二十款)和国务院(第八十九条第十六款)都可以决定戒严,区别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可以决定直辖市戒严,而国务院只能决定直辖市的部分地区的戒严。
如果要决定全北京戒严,那么就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时由党内改革派万里担任)召集会议,投票超过三分之二才行;如果要决定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更重要的是,两种戒严都必须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第八十条)。1989年5月20日,万民仰望的国务院总理科长李鹏,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就在邓小平的直接授意下决定并宣布戒严,而且言辞模糊,并未提及具体的戒严地点。
有人或许会争论说,情况危急特事特办,有何不可。且不提这种论断的荒谬,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都不知所措,戒严令直到6月2日才彻底被履行——后来因权斗落马的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都是通过《李鹏六四日记》才最终了解到上层权斗的激烈程度(另外,他本人在2010年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当年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相当可笑;参见姚监复整理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因为当时体制内的明眼人都看出来,这种超越组织形式的行为能够出现,就说明庙堂之上已经打成一团了,这种时候不应该急于站队,冷眼旁观才是正道。
这里岔开一句,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在武汉肆虐时,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官场的迟缓反应,背后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党国高层从党政两个渠道下达截然相反的命令(积极展开自救和严加封锁消息),让底下官僚无所适从——两派人马都想借此事打击政敌(当然也没人真的在乎那些受难的百姓了)。
2. 无法解释解放军怎样开进北京城的
中央军委虽然是主席负责制,但是实际调兵令上必须有中央军委主席团全体成员的签字(这体现了集体领导制,或者说集体背锅制,虽然这不是一个成文规定,比如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时,就完全不需要副署,甚至口头命令就可以调兵)。这也就是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抗命的主要理由:进城“作战”命令仅有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而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他只任书面命令——其实他的潜台词是,你们中央统一了意见再让我执行。
另外说一句,在抖音上这类弱智小视频:当地恶霸、某酒店老板出言不逊得罪师长,师长带手下人砸了该店,为民除害——私调军队是绝对高压线,倘若发生,涉事指挥官长五个脑袋都不够砍的。这类低级趣味也就是给低层人民的精神鸦片罢了。
综上所述,戒严和进城本身都是完全非法的,而且造成了体制内的巨大分歧,官场上没人愿意背黑锅——这才是六四的暗线。要不然李鹏的讣告就不会造成他后人的暴怒:其女李小琳写祭父文时暗示“(其父)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从未间断……记忆超群……”——你们想让我爹一个人扛,信不信我把你们全咬出来?当然,这套甩锅/大锅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李克强简化各类审批流程,让各级官僚怨声载道:繁复的审批流程就是为了把责任平摊,然后精确分割到每一个部门头上,出了事谁也不用承担主要责任,当然有好处大家雨露皆沾。
党国的公开大会上永远是众人跟随总路线、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这是因为在一党专政之下,再小的分歧也绝对不能公开,这会使整个官僚机器瘫痪,后果极为严重——要是有谈不妥的事情必须提前开私下小会解决,于是黑箱政治又不可避免。党国对于六四讳莫如深,只因此事纯粹是邓小平在军中旧部的帮助之下,违反党纪国法,悍然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同时也是一场豪赌,看看他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里那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就明白了),他本人得负最大的历史责任。
大家应该注意到本人完全没有涉及北京城内的伤亡问题。为此事洗地的小粉红经常用“解放军进城协助北京警方平息暴乱”,“面对暴徒无奈开枪反击”(虽然深究起来,找不到任何一例清场开始之前解放军士兵的伤亡案例)等话术来反驳,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民主国家也会镇压暴乱”上去。中共在六四之后半年,就中止了这类低级洗地(比如著名的王维林阻拦坦克的画面就是央视自己播出来的)——此事一旦放开讨论,大家很快会谈及问题的内核,还不如堵住所有人的嘴,一劳永逸。否则,纪念共和国卫士就该年年进行,或组织年轻人学习《1989年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戒严一日》等书。
最后,要说六四对普通人的意义,那就是一个:放弃幻想吧,他们好不容易政变成功,绝对不会放弃权力。至于广场上怀着赤子之心的学生们,勇气可嘉,但是作为蚂蚁夹在大象之间跳舞,又站在失败的大象一边,难以全身而退也是在所难免,唉。
撇去产生原因不谈(价格闯关失败导致了民间的反官倒情绪,又恰逢先前被逼下台的政治明星胡耀邦逝世),六四的历史真相异常简单,用学术语言讲叫做党内斗争的街头化,换成人话说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保守派用一夜的枪声教育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要说你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就算你是党内的同志(例如以胡赵为首的改革派),面对路线分歧,我也会抬出坦克车和自动步枪来对付你们,谢谢。
六四事件根本无法洗地,核心主要原因有二,而这两点实质上如出一辙:
1. 无法解释为什么北京会戒严
1989年施行的是八二宪法辅以1988年宪法修正案,作为对比,2021年现行的中国宪法是八二宪法加上五个宪法修正案(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以及臭名昭著的2018年)。1988年宪法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十七条第二十款)和国务院(第八十九条第十六款)都可以决定戒严,区别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可以决定直辖市戒严,而国务院只能决定直辖市的部分地区的戒严。
如果要决定全北京戒严,那么就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时由党内改革派万里担任)召集会议,投票超过三分之二才行;如果要决定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更重要的是,两种戒严都必须由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第八十条)。1989年5月20日,万民仰望的国务院总理科长李鹏,未经集体研究的情况下,就在邓小平的直接授意下决定并宣布戒严,而且言辞模糊,并未提及具体的戒严地点。
有人或许会争论说,情况危急特事特办,有何不可。且不提这种论断的荒谬,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北京市公安局都不知所措,戒严令直到6月2日才彻底被履行——后来因权斗落马的前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都是通过《李鹏六四日记》才最终了解到上层权斗的激烈程度(另外,他本人在2010年以前,都不知道自己当年被任命为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相当可笑;参见姚监复整理的《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因为当时体制内的明眼人都看出来,这种超越组织形式的行为能够出现,就说明庙堂之上已经打成一团了,这种时候不应该急于站队,冷眼旁观才是正道。
这里岔开一句,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在武汉肆虐时,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官场的迟缓反应,背后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党国高层从党政两个渠道下达截然相反的命令(积极展开自救和严加封锁消息),让底下官僚无所适从——两派人马都想借此事打击政敌(当然也没人真的在乎那些受难的百姓了)。
2. 无法解释解放军怎样开进北京城的
中央军委虽然是主席负责制,但是实际调兵令上必须有中央军委主席团全体成员的签字(这体现了集体领导制,或者说集体背锅制,虽然这不是一个成文规定,比如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时,就完全不需要副署,甚至口头命令就可以调兵)。这也就是原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抗命的主要理由:进城“作战”命令仅有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而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他只任书面命令——其实他的潜台词是,你们中央统一了意见再让我执行。
另外说一句,在抖音上这类弱智小视频:当地恶霸、某酒店老板出言不逊得罪师长,师长带手下人砸了该店,为民除害——私调军队是绝对高压线,倘若发生,涉事指挥官长五个脑袋都不够砍的。这类低级趣味也就是给低层人民的精神鸦片罢了。
综上所述,戒严和进城本身都是完全非法的,而且造成了体制内的巨大分歧,官场上没人愿意背黑锅——这才是六四的暗线。要不然李鹏的讣告就不会造成他后人的暴怒:其女李小琳写祭父文时暗示“(其父)从年轻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好习惯……从未间断……记忆超群……”——你们想让我爹一个人扛,信不信我把你们全咬出来?当然,这套甩锅/大锅饭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前几年李克强简化各类审批流程,让各级官僚怨声载道:繁复的审批流程就是为了把责任平摊,然后精确分割到每一个部门头上,出了事谁也不用承担主要责任,当然有好处大家雨露皆沾。
党国的公开大会上永远是众人跟随总路线、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这是因为在一党专政之下,再小的分歧也绝对不能公开,这会使整个官僚机器瘫痪,后果极为严重——要是有谈不妥的事情必须提前开私下小会解决,于是黑箱政治又不可避免。党国对于六四讳莫如深,只因此事纯粹是邓小平在军中旧部的帮助之下,违反党纪国法,悍然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同时也是一场豪赌,看看他在《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里那副心有余悸的样子就明白了),他本人得负最大的历史责任。
大家应该注意到本人完全没有涉及北京城内的伤亡问题。为此事洗地的小粉红经常用“解放军进城协助北京警方平息暴乱”,“面对暴徒无奈开枪反击”(虽然深究起来,找不到任何一例清场开始之前解放军士兵的伤亡案例)等话术来反驳,然后将话题转移到“民主国家也会镇压暴乱”上去。中共在六四之后半年,就中止了这类低级洗地(比如著名的王维林阻拦坦克的画面就是央视自己播出来的)——此事一旦放开讨论,大家很快会谈及问题的内核,还不如堵住所有人的嘴,一劳永逸。否则,纪念共和国卫士就该年年进行,或组织年轻人学习《1989年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戒严一日》等书。
最后,要说六四对普通人的意义,那就是一个:放弃幻想吧,他们好不容易政变成功,绝对不会放弃权力。至于广场上怀着赤子之心的学生们,勇气可嘉,但是作为蚂蚁夹在大象之间跳舞,又站在失败的大象一边,难以全身而退也是在所难免,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