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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作为天启宗教，产生于破碎的阿拉伯。这时的阿拉伯笼罩在东罗马和萨珊波斯之下，多神教传统正在衰退。宗教改革者辈出，伊斯兰不是唯一的。

伊斯兰教的早期门徒描绘部落分割的阿拉伯异教徒世界，称之为弱肉强食的野蛮世界，认为伊斯兰带来了和平和秩序。

蒙昧时代的诗人描绘这个时期，怀着矛盾的感情，一方面怀念部落和沙漠的自由，一方面哀叹世界的残酷。
阿拉伯习惯法主要体现男性家长制的精神，但并不特别专制。族长的权威主要依靠舆论和习惯，不太依靠武力。部落武士通常是族长的表亲，依靠血缘的感情和家族仇恨维系。

伊斯兰教以统战方式对待习惯法，减少了成功的阻力。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是圣门弟子团和麦加长老的谈判结果。因此保存了许多习惯，甚至继承了黑石崇拜。

先知的判例多有前后不符的地方，引起后世经学家的争论，原因也在于习惯法的裁判主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法官可以因时造法。训奈或先知言行，构成造法的重要源泉，也是因为阿拉伯部落习惯如此。
古兰经和圣训的编辑过程，实际上是习惯法发展的动态过程。具体条例可靠性的争论，主要不是依靠历史原则，而是依靠政治原则，主要考虑维系信徒团体的共识。

古兰经文本的确定，并没有中断造法机制。由于帝国的扩张，各地习惯法的分歧度反而增加。各地经学家需要处理具体案件，也就是将古兰经和先知的精神融化到各地原有的习惯法当中。多次经学家会议达成的共识不同，自然形成门派差异。

一般来说，更晚期的门派反而更原教旨。原因可能在于，时间越长，亲历先知同辈的老人越少，权威性越需要援引书面纪录，而非动态习惯。非阿拉伯的穆斯林，比阿拉伯穆斯林更倾向于抽象思维和理性推论。巴格达哈里发政权中断了阿拉伯人的统战，理性主义达到最高峰。

哈里发麦蒙（786-833，阿拔斯王朝第七位哈里发，813-833在位，他的统治时期是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时代。他酷爱希腊哲学，曾派巴格达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搜集古籍，然后组织各地学者包括非伊斯兰教学者进行翻译。还在巴格达建立了一座综合性的学术机构——智慧宫）时代，国际主义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主导权。他们将伊斯兰普世化理性化抽象化，坚持神以理性为万物的准则，必须通过理性认识神。从理论上讲，他们非常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相形之下，其他人都像蒙昧主义者。

然而理性的权威，实际上意味着无根知识分子对有机共同体和习惯法的胜利。宫廷喜欢破坏地方特殊性，因此乐于支持教法的理性化。教法的理性化普世化落实到具体操作，就是宫廷有权派钦差大臣干涉案件。结果教法学家和莎莉娅的权威退缩到私人领域，把公共领域让给君主。其效果非常接近罗马法对日耳曼习惯法的胜利，大大强化了宫廷的权力。

民间的教法学家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风格越来越接近旧约先知，说当今的君主都靠抢劫臣民为生。他们既然不满现实，就要依靠先王和原典的权威，强调原教旨主义。原教旨主义更加草根民粹，开明理性主义更加权贵专制。这样的格局最近八百年没有大变化。

专制主义使宫廷失去阿拉伯部落的支持，摆脱了伊斯兰都无法消除的科西嘉式家族分裂，波斯文官和突厥军官完全依靠君主，也门人和北方人的朋党纠纷消失了，但宫廷很快也就变成了禁卫军和权臣的傀儡。权力转入幕府，最后以蒙古征服为高潮。

伊斯兰世界很少发生人口灭绝，只有黑奴起义和蒙古入侵例外。前者是地方性的，后者却打断了哈里发的系谱。伊斯兰受到极大的刺激，产生了新式圣战理论。

伊本泰米耶（1263-1328，出生于哈兰，亡于大马士革的狱中，原属逊尼派，后来成为异端）的圣战理论，对今天的杰哈德影响极大。传统的圣战理论假定伊斯兰是征服者，应该怎样处理被征服者。例如条约投降者和非条约投降者的不同保护，敌人的法律地位。新的圣战理论必须处理穆斯林被征服的问题，因此产生了汉奸理性主义和原教旨抵抗主义的差别。

传统理性主义强调顺服统治者，历史作用是加强君主专制，但他们现在必须把异教徒统治者也加进去，因此必须重新解释某些文本。

泰米耶是原教旨抵抗主义，认为这样的解释属于奴性和不诚实，坚持穆斯林应该抵抗异教徒的统战，否则就直接违反了圣战的义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是要求大清臣民加入天地会。

正统教派也就是投降派谴责他是异端分子，从理论造诣和社会合作方面一般是占上风的。他们的分裂实际上反映了穆斯林社会的费拉化。体面人和理性绅士都留辫子，只有下流人和不讲理的人坚持抗战。

西方殖民主义来临后，双方继承了上述格局。

西方人眼里的现代派开明派理性派，就是古老专制派投降派理性派的继承人，他们的师徒系谱和理论模式，都是清儒论证为什么应该留辫子的那一类理论。他们从人数和学问上是占优势的，但永远消灭不了底层的野蛮人。印度的阿赫莫得可汗爵士就属于这种类型，主张大英帝国才是穆斯林真正的保护人，不顺服女王陛下，就是反贼。

十九世纪的格局大体如此，上等人永远消灭不了底层原教旨，但后者也没有翻身的希望。

二十初叶，哈里发退位和共产国际阑入改变了上述格局。

凯末尔革命剥夺了伊斯兰世界长老和家长的权威来源，使他们像五四运动的儒家大家长一样，难以管理社区和家庭。

共产国际推行东方路线，为反叛者提供了更加强大的理论资源和组织资源。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马林，同时也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创始人。后来的印尼穆斯林联盟、波斯尼亚穆斯林联盟、瓦哈比运动和阿比尼西亚青年联盟都是共产国际援建的，形成侧翼包围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在二十世纪经营穆斯林的战略，跟经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略一模一样。马林就说，他是根据指导印尼革命的经验，指导广州国民政府的。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讨论蒋介石，就运用统战凯末尔的经验。

唯一区别在于，穆斯林没有像国民党这样发动抗日战争，给苏联提供第二次机会，结果二十世纪中叶的穆斯林世界，普遍处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状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推动了第二次干涉，扶植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阿以战争时期，这些国家的军队像黄埔军校一样，依赖苏联顾问和武器资金，但以色列并不像日本一样同时反对美国，所以他们输了。

要整体性的看待。中世纪的历史开端于罗马帝国统一的地中海被三分，西欧是天主教主导的蛮族王国，东欧是偏安的东罗马帝国，南边是伊斯兰帝国，而其中西欧是分得遗产最少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虽然意大利长期作为罗马帝国的本土，城市化水平最高，但在三世纪危机以后地位也逐渐下降，而西班牙、法国、英国这些地方开发程度很低，和农村没区别。更坑爹的在于，西欧是说拉丁语的，尽管拉丁语是罗马的官方语言，但拉丁语只在公文、法律上保有优势，哲学、科技、医学等文献都是希腊语的，而罗马的知识分子都默认是会希腊语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翻译这些文献。到了中世纪，西欧就没几个人会希腊语了，只能读拉丁文献那文化科技肯定大退步。另一方面，同时的东方开发程度相当高，因为这里曾经雄起过希腊、埃及和两河文明。而穆斯林抢到了埃及和两河，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开局了，埃及产粮能力极高，还有亚历山大港这个地中海的学术中心，两河的叙利亚人也是很先进的。穆斯林还抢到了北非和西班牙，别看北非现在穷，那时候比西欧倒还更发达。东罗马拿到巴尔干和小亚细亚，也还算能接受。那么我的意思是，尽管穆斯林在中世纪确实搞了不少成就，但也没有显著高于另两者，而且后来败得最惨（被基督教收复后的西班牙马上就开始了大航海，这个我看穆斯林就搞不成，以及后来的独苗埃及被奥斯曼一瞬橄榄），又考虑到它是这三者之中拿得罗马遗产最多的，搞成这样就没法吹穆斯林有多爱知识了。说真的，要是西欧能拿到埃及，估计文艺复兴早几百年就开始了，而穆斯林直到现在还对埃及的遗产保持漠视态度，isis还动不动炸个古迹玩玩，可以说他们仍然没走出中世纪。

其实很多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学者是犹太人和基督徒。

按死的人数来说，不算特别坎坷了。我们目前看到乱的历史才几十年，还在演化之中。
男女不平等，专制，宗教迫害，科技不发达，这个套用到某国也一样适用，只是程度的问题。
所谓的宗教迫害，其实大多数发生在ISIS控制区，其他地方其实还好，至少没有大规模抓基督教徒送进集中营的壮举。

主要是蒙古的锅，成吉思汗的西征彻底摧毁了阿拉伯人经营数百年都灌溉系统，外加屠城跟焚书

伊斯兰的学者提前几百年就规定了飞行器不能进入圣地麦加，把未来的路都堵死了，这样的宗教能有什么前途？

斯宾格勒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里把伊斯兰文明定义为假晶文明，这个定义是我认为对伊斯兰文明最准确的定义。

两河和埃及本来就是文明发源地，伊斯兰入侵和以前一波波的闪人入侵没有本质区别，就是把被帝国压榨的奄奄一息的旧文明重新激活一下，这种事情中国人不懂就纯属装外宾或者没长熟了。至于说什么伊斯兰滋补欧洲文明，纯扯淡的，欧洲的制度和经典都在教会里保存的好好的，轮得着一群操骆驼的去滋补吗。

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在中世纪也没有被毁灭吧？教会在文化的保存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宗教在古代只有部分道理，到了人的德性衰落的时候，宗教也腐败了，因此政教合一在近代已经是落后的象征，而不是像宗教改革的观点那样让政教分离，其实政教分离并不只是让政治脱离宗教道德上的合法性授权，同时也使得宗教得以保持纯正延续下来。

这些大略纵观一下宗教改革历史的原因就知道了。

恩格斯说这是东方式专制的传统，波斯，阿拉伯，印度，俄罗斯，中国，都一样，再循环一千年也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