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墙内的人，请你们来谈谈你们是如何跨过洗脑这道坎的？

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纯真，但在我们那个时代，纯真意味着能够被欺骗。 

——汉娜 · 阿伦特 

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在 1937 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 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几百年后，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表达他们对德国——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 " 

" 我还记得，当我执勤结束的时候，每次都要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元首三呼‘万岁’。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爹亲娘亲都不如元首最亲。" 

很多年后，卡尔 · 海因茨 - 杨森，仍然会重温那个 " 美好时代 "，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身穿着褐色的制服，像一名真正的军人一样手持不能发射子弹的长枪，守在岗位上岿然不动，他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愿望：为了元首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人荣誉感了。在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里，每个人都在元首慈爱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感到充实而满足。 

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同样有一群孩子为伟大领袖高唱颂歌。每天，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颂声中醒来，对生活在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儿童来说，乃是一种荣耀。举首四望，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如何爱护儿童的慈父形象，" 他的画像每天都会出现在苏联报刊上……时而是在少先队员的簇拥下，时而是怀里抱着他那位 10 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乡下的图像 "，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有谁会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呢？在一次休假后，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驱车经过高加索里维埃拉疗养院，遇到一批儿童，他停下来，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温存的谈话，把他们带到一个小货摊，请他们吃糖果。 

苏联宣传画，是斯大林给苏联儿童带来幸福生活的 

如果把《耳语者》和《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放在一起阅读，有时会产生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元首和领袖慈爱护佑下的儿童茁长成长，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伟大理念的接班人，而孩子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小为之奋斗，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契约，看起来天衣无缝，民众从小就被培养与领袖和元首为国家擘画的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那么，按理来说，他们所宣扬的美好未来也将会随着这些孩子的长大而到来。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幻象，那些宣传口号中的内容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那个时代，这个幻象却清晰而顽固地渗入到儿童的脑髓里，问题也许恰恰在这里，孩子们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这种幻象之中的？ 

第一堂课：诱导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随时准备为元首而死。将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塑造成道德楷模，使孩子自愿服从并且效仿领袖，正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并不是从 "a" 开始学起，而是从 "S" 开始学起，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 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 

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让其无法忘却。这就构成的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时，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 

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令人身心愉快的，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在一本名为《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的书里，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 " 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列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 "。 

为了达到目的，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的。小学三年级（九到十岁）的孩子认识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 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 "。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这一切都是根据 " 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 

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因此，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 " 列宁是怎样学习的？"、" 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 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 

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 " 正确 "。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 " 正确 " 的例证，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在赞扬和批评之间，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从，也就由之形成了。 

 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但仅仅是 " 为服从而服从 " 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 

" 利用伟大的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 "。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 必要的品质 "，也就是美德，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如果单是翻看内容，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正直、忠诚、勇敢、无私。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或者叫做大义灭亲，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 时刻准备着！" 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 " 好人 " 和 " 坏人 "。在纳粹德国，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如此写道 " 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犹太人就是坏人。" 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 暗藏的敌人 " 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 " 坏人 "。 

在纳粹德国，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为 " 纯洁种族 " 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苏联，玩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 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但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 " 无私 "，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诚、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消灭自我，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 · 卢那察尔斯基在 1918 年所写道的那样：" 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 毫不为己，一切为了德国。" 

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拥有自我，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让孩子们相信，只要加入集体，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 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去问。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就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产者的儿童，无产者的儿童，从前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儿童，农民的儿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集体的仪式、合唱、游行，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到一个集体中的人，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但潜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恐惧。 

第二堂课：恐惧 

苏联宣传画：《少先队员要讲真话，维护集体荣誉》，一位少先队员站起来检举同学的错误行为，告发成为了一种美德，在宣传画墙壁上贴的画像正是因揭发自己富农父亲而死的少年英雄莫洛佐夫的画像  "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后者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前者则是告诉还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起诱导，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 

在纳粹德国，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在苏联，" 坏 " 阶级，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对党的非议等等，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被孤立，逐出集体。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只有加入集体，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朋友的孤立，谁也不再理睬他，谁也不会再帮助他，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无从立足。一个叫格尔特 - 埃克哈特 · 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 落后者的名字会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谁要不是‘战友’，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要遭到排斥。" 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完全不理睬他，以作为惩罚。在苏联，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 被消失 "。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有时，这种 " 消失 " 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尤金 · 叶尔钦在《打断斯大林的鼻子》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 

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 · 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亲属于一个 " 坏阶级 " 富农，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也因此被 " 富农反革命 " 一家杀害。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 " 血亲可能是你的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 

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 16 岁犹太男孩，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给当地的报纸写信，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

  "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 " 新生 "，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 " 正常人 " 的待遇，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 

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 " 荣誉 "，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一位叫奇拉 · 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 " 斯大林的爱人 "，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 " 怠工 " 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这位 " 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 "，这看似无解，但却合情合理，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以至于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 

毕业：长不大的 " 新人 "

" 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 

"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 " 新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 " 新人 " 的，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融入集体，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但当他们长大，进入成人社会后，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等级森严，官僚严重，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但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他们习惯于那种话语，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更习惯了那种思维——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唯一方式。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童年——他们都是 " 好孩子 "，都深深地理解如何 " 听话 "。但成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自我思考，而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堂课了。

撰文：李夏恩 

要不要突破在我看來完全是個人的選擇（在具備了能翻牆or看到外面世界的條件下）

我也是因為香港的事情才醒的 那種前半段的人生原來一直是謊言的感覺至少維持了一個星期 你有勇氣讓價值觀崩塌了再選擇在自由世界建立起自己新的價值觀 這個多少人能做到啊 但包括我以及在在座的各位蔥油就做到了 我個人認為是需要極大勇氣和能力的 （此刻為大家鼓掌點讚）這當中有一顆開放願意接受新事物的心也很重要

你的朋友其實不是個例 我身邊也有在西方國家遊歷過受過西方價值洗禮的人 但到頭來告訴我他們無法接受 這跟他們原本認知的世界差太多了 所以用各種理由說服自己（他們的邏輯根本有問題、根本就是在雙標）然後選擇回到原來的籠子裡 但我不得不說 這是一種懦弱的體現 

但每個人都有個人的選擇  不想指摘 反賊還是顧好自己先 沒必要努力叫醒他們 說不定他們覺得睡著更舒服呢

简单说一下，最初我一直是岁静偏自干五。即便看了几年墙外信息，也没变反贼。
真正使我向反贼转变的是对一系列政治经济学著作的阅读。

个人分析，单纯翻墙难以使人转变的原因是：墙外的反共信息主要是聚焦于碎片化的孤立事件、历史事件，鲜有能从理论上指出中共体制的持续、普遍之恶的。

那么自然使很多人抱有侥幸心理，他们（包括曾经的我）会想：那些遭殃的人都是运气特别差的，不是我，我没有受害。他们甚至会想：要不是那些人遭殃，我就要遭殃，那些人受损也是为了大局、是必要之恶。

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使我从理论上了解中共体制的烂，让我知道中共体制对几乎所有人都是有害处的，没明显受害的也在暗中受损，原来以为是为了“顾全大局”的事也并不能使大局更好，原来以为是必要之恶的事，最后则发现纯属是为了恶而恶。

中共的洗脑是深入到人最底层的思维方式、世界观内的，不是屏蔽几件时事那么简单，一个人从小首先被洗入了中共那套资本家和外国人亡我之心不死等世界观、对真实的政治经济规律与人性缺乏了解甚至充满误解，不是翻墙看几个视频贴文能改变的，他仍然会根据荒谬的世界观和漏洞百出的思维方式去自我解读、扭曲那些墙外信息。

当然，这些和人的天资也有关系，中共的洗脑就好比给每个中国人挖了一个深坑，有的人毫不费力就能爬出来，有的人要费点力，有的人一辈子都被困在里面。 

那年，19岁，粉到发紫，刚工作三个月，在一个酒吧街端盘子。
老板突然宣布今天店里啤酒全场免单（老板法国人）
大家都在好奇为什么都时候，把我抱起来，说今天是我们***生日。
接着就端出蛋糕什么的，当时我真的懵了，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这么好，我甚至都反应不过来的那种懵。
然后整条街的老外，素不相识，一起给我唱生日歌，当时哭了。

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清醒了，后来几年至今都是不接触国内主流社会。
BTW本来我现在已经在海外工作了，但是这次特殊情况签证被迫取消，就很难受。家人担心我入籍的问题，因为可能接下来长时间不能回工作地。但我真的不担心，因为我的灵魂和思想早已自由了，哪怕没有网络，没有人，我的内在也是自由的。
我时刻铭记今天的一切是无数素不相识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对我的信任，支持和提供机会，虽然他们根本不当回事。

我小时候第一次感觉自己被骗了就是我相信法轮功确实在天安门自焚，也随着同学骂了法轮功，因为确确实实在电视里看到人被烧死呀！后来别人和我说了几个疑点，又看了《伪火》。

后来我进入青春期，觉得骂共产党很酷，因为和学校教的不同，和周围同学的认知不同，所以觉得很叛逆，很有个性（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哈哈），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我20多岁，直到我看到了文昭。
准确的说是文昭的一句话：真理是经得起反诘的。我的理解是，真理就在那里，是被辩驳不倒的，不会因为宣传机器而被改变。

从此以后我不再对亲共的人说”你们被洗脑了“，我也不会随便骂中共是什么什么，而是我会鼓励自己去查资料，去思考，去求证。

比如说法轮功是不是和中共说的那样，我查阅了1999年之前大陆媒体对法轮功的新闻报道，那时候大陆各界对于法轮功的看法，调查1999年之前大陆有没有法轮功信徒自杀，自焚，犯罪。我惊奇地发现公安部在1993年还曾经给与法轮功感谢信，而那时大多数大陆媒体对于法轮功的报道多是用“治病有效果”，“深受群众喜爱”这样的词。我又查了1996年严打里有没有法轮功练习者，我觉得假如真的有那么一例，中共绝对会拿出来说，可是却一例都没有找到。

我理解，所谓“洗脑”的最高境界不是告诉你一个看起来就扯淡的事实，而是用“片面事实”给你洗脑，而不给你看事情的全貌。举2个例子：1. 你们不是要民主吗？你看看台湾民主化之后经济比威权时代差远了；2. 你们不是说中共独裁没有人权吗？假如没有这种铁腕统治，能那么快把素质不高的中国人强制隔离在家里吗？

台湾的经济下滑原因有很多，都是民主造成的？
如果没有中共体制，怎么会有瘟疫，那你为什么要把人弄在家里？

我建议所有“反贼”多去看看新闻联播，目的是像袁腾飞说的：我能从那里面看出名堂来了。你就用中共的宣传机器来反诘你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断地”和自己辩论“，不断地查资料求证。
如果有一天你觉得再也不能被反诘了，也不用骂五毛，也不用说一些很激烈的话，平静地说出事实，逻辑，道理，就足够让说谎的人颤栗。

八十年代的时候，孩子们热爱劳动，五讲四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认真学习，学习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学习赖宁只身一人扑灭大火的大无畏精神，后来八九六四学潮运动，新闻里说暴徒联合学生要推翻党，学校发给人手一册图文并茂血腥的小册子，暴徒是怎么把解放军活活打死吊在桥上，是怎么用燃烧弹把解放军烧成黑木炭的，事情平息了，人们对党更加热爱和忠诚。
  九十年代，大街小巷人们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在街边在公园在野外，为了信仰而集体修行，有天所有电视台掐断一切信号，控诉练功的人们为邪教，种种荒唐的行径，剥开肚子、烧死自己，后来这些修行者都被抓了，社会又稳定了，人们对党越发爱戴了。
  再后来，有些东西在人们心里死掉了，金钱变成了唯一的信仰，金钱糊涂了人们的心智，颠倒梦想，恶果就没停息过，谋财害命的工程，毒害婴儿的奶粉，骗走老人全部积蓄的圈套，五道杠的少年，出卖用户所有资料的互联网公司，犹如魔鬼降临人间，
谎言成了家常便饭，被生活逼入绝境的人们毒打自己的孩子，电视直播为争夺房产的兄弟互相破口大骂，人们成了行尸走肉，像死掉了一样，住在党建造的水泥小格子里，人们更加离不开党了。
  眼下魔王当道，人间地狱，人们只想活下来，人们庆幸自己没死，人们假装哀悼，魔鬼堂而皇之的高坐台前，人们匍匐着跪拜，这时的人们啊，对死亡有着莫大的恐惧，那种恐惧感之大啊，要死死抓住某种东西才能稍作喘息，人们都崩溃了，疯癫了，指鹿为马，黑白不分，互相攻击，恨不得生吃了对方，身在地狱一样啊。
  你要认清魔鬼的真面目，我们受尽欺骗凌辱的这一生，如坠入地狱，受种种苦楚，是因为什么，任何时候醒悟都不晚，那时我们不再怕死，热血将重新流淌在我们身体里，我们主动赴死，跳进魔鬼的虚幻的火焰里，我们烧死自己，我们无所畏惧，于是我们重生了，党这个魔鬼也就回到了它来的地方。

我从小就被我妈洗脑：不能相信老共。她的家里人经历过很多... 所以都是活证明。亲娘的话当然可信度非常高，所以老共所有的洗脑系列都没用。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跨过了洗脑这道坎。
我非常明白，无论重新认识了多少真相，共产党洗脑的东西已经洗进去了，因此绝不会自负的认为自己能完全摆脱洗脑的影响，只能多清醒一点是一点而已。

上初中时有同学评价我说“思想上叛逆”，反感填鸭式的不能质疑的教育，自我感觉思维方式比较求真，因此对于真话和假话很敏感，翻墙以后看六四视频，油管会推送相似的视频，慢慢就彻底觉醒了

声望不够回复评论：
@MarkLuo:质疑和叛逆也是有代价的，代价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痛苦估计没有人能理解，希望有一天我能表达出来，按我自己的方式。
啊，有点碎碎念了，抱歉。

我从小就讨厌中国的体质，特别特别讨厌形式主义，比如说领导要9点开会，一层一层布置下去就变成了6点，大早晨起来6点到了然后等领导领导9点才出现。另外我的一个英语辅导老师说，只要油价上涨第二天就会有日本和钓鱼岛的新闻。另外我对所有的组织都不感兴趣，我是最晚一批被迫入团的，学政治的时候有一种恶心感。我讨厌中国体质的一切的一切，然后在大四的时候我才能懂得独立思考。

不喜欢脖子上拴着狗链子和被人按着头说“这个你不能看，这个你必须看”的感觉

从初中开始就不怎么吊学校的规定，政治历史也懒得背（其实也有记不住的原因，英语日语单词也差不多记不住，学外语全靠啃游戏生肉暴力输入），更喜欢化学和物理那种无关语言、无关意识形态，甚至无关地球人身份的宇宙规律级别的东西，自然也就不吃洗脑了

初中那政治课就是放屁，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然后上不了谷歌接触了翻墙然后就成半反贼了。然后逐渐成反贼了。

哦，我啊，我也看了八九六四三小时纪录片，那更让我坚定而已。

从幼儿园逼我午睡、做早操、唱“国歌”开始，我就已经憎恨了，当时不知道是共产党，到后来香港主权移交，我才小学，我就知道没英国就没香港的今天。

银行一降息，我第一反应就是要耍阴谋让百姓去消费了。烟酒、房产、汽车都是收税的阴谋。

我的反骨天生的，看着《独立日》炸了白宫，爽，为什么我生活在一个连玩个游戏都“反华”的脑子进水的国家？

所以，我当小粉红的时间为0秒。

我自小就讨厌TG.原因是我家人算是吃TG骨头的.他们也经常骂TG.
我经常想,我哪有家人那运气吃到骨头?

后来我因工作原因经常接触体制内的人.结果发现他们比我想象中还糟糕.

初中几何课吧，学会了从公理出发，用演绎、归纳、归谬等方式构建出一套定理和推论。然后用同样的思路审视政治教材，发现其漏洞百出。中国政治教育的根本公理是“打江山坐江山”和“我有枪你能把我怎么样”。对比正常国家的构建，其公理是承认天赋若干人权，以此推衍出国家的一切设计。形式上显然是正常国家的宪法更接近几何学的优美。

我成为自由派的时间很短，也就三个多月。
我比同龄人更早知道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当时并不了解文革，但至少从我刚刚开始接触政治时党的伟光正就已经不存在了。
我真正对政治感兴趣是从初中开始吧，初一初二是个无脑粉红，到了初三被毛左洗了脑。
到了高中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发现这些主义漏洞很多，毛病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很多判断都是错误的。而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和暴力革命，我也是嗤之以鼻。但此时我还是一个粉红。
上了大学我开始频繁翻墙，但并没有摆脱心中的墙，还是在粉红同温层里。趁着大学一年级没有什么事情，我读了主要国家的宪法、西方启蒙运动典籍、中外历史，识破了中共的谎言及自干五理论的谬误。
香港事件对我的震动很大。我在前期也是听信了官媒的谎言，但当我观看香港直播，与香港人交流，谎言便不攻自破。在这之前我没想到中共能扯这种弥天大谎。
随后还是对中共抱有一丝希望。但大学的官僚主义气氛和压抑的学术环境，以及粉红辅导员的丑恶嘴脸，让我彻底对中共不抱希望了。大学尚且如此，社会上呢？

小时候学的政治课程实在是逻辑漏洞百出，比如“因为共产党最先进所以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等，稍微认真一点学习都无法被这种脑残逻辑洗脑，只能靠利益导向，死记硬背。一旦确定自己不入党也可以生存，肯定要立刻跟这个愚蠢的组织划清界限啊。

所以我相信反贼真的不仅仅是三观跟大多数人不一样，智商和道德水平也比常人要高一些。

天生反骨，我如果出生在民主国家可以不受拘限地成长，现在大概会是记者或是时评专栏写手吧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我为自己的很多言行感到羞耻以至于不敢跟心理医生以外的人提起，但是我很讨厌撒谎。当我发现我的政府嘴里没有一句真话，走上反对它的路也就不奇怪了

我也是讨厌政治课，就完全觉得瞎扯淡，从来没有往心里面听。后来初中听了几个翻墙人说的，就渐渐反贼了

我就没有无脑粉红过，一开始只是没有接触第一手西方信息才认同党国宣传，用上google和维基就开始半反了，谷歌被墙后感觉权利受到了侵犯，每翻一次墙就要fuck一次c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