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和人民日报长时间工作过的，有你们觉得是好人的吗？

你这属于厌恶喉舌，继而厌恶喉舌体制里的一切，有点全盘否定意味。我能理解。但我只跟你谈谈好人坏人的划分法。
一般来说，喜好用好人坏人的二元划分法，大都是墙国内浸淫多年的 狼奶毒素 没排干净，被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国家复兴民族灭亡匹夫有责、“主权高于人权、集体高于个体“的叙事逻辑，灌输形成了非黑即白、非我族类必死的二元化思维。
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在判断事物上很容易陷入主观臆断的惯性，简单化的贴标签完事，而不是具体深入的客观分析。

我还是引用柴静的话吧，世上只有做好事的人与做坏事的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也许是个割股疗亲的大孝子。一个居功至伟的好人也许沉迷女色抛家弃子。
还有句很流行的话叫“小孩子才分对错，大人只看利益”，但这个利益如何判断呢？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他们实际所作所为，结合自身所涉及的利益，再根据人类都认同的普世价值观、道德及法律来判断。而不是主观臆断他们是好人或坏人这个身份来判断。
就像汪精卫是国共两党意见一致口诛笔伐的“汉奸”，但在我这种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的人眼里，汪精卫的策略恰恰是我所欣赏的。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国家主权，一个统治机器，怎么可能高过我的生命？
如果再来一次八国联军围攻北京城，估计我也是站在河边吃瓜看戏并很有可能拍手称好的！
坐等有人骂我“汉奸、卖国贼”。


最后，题主的问题可以这样描述：在央视和人民日报长时间工作过的人，很多都是从事操纵舆论、颠倒黑白、洗脑愚民、维护体制的活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不齿。你们觉得呢？

崔永元啊！

我就举个例子吧……来自https://zh.wikipedia.org/zh-cn/%E5%85%AD%E5%9B%9B%E4%BA%8B%E4%BB%B6#%E5%BE%8C%E7%BA%8C%E7%A4%BA%E5%A8%81

事件发生后，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借用国际新闻讽喻国内时事。6月3日，人民日报以粗黑字体刊出题为“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的文章。同版，有文章报道波兰消息，以“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为肩题；主题用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对中东局势的报道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在“社会”版，则有“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文。6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不仅以醒目文字报道波兰领导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还用字幕打出“以总理承认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义”。
尽管中宣部已要求媒体“噤声”，甚至威胁“谁报道谁负责”，《人民日报》仍然在头版用花边框刊出《北京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严部队进城的消息。后来《北京这一夜》必须删节，但由于版面已经固定，原本预留一千余字的空白中仅余不下两百字，使得《北京这一夜》的花框内留下不少空白，后来被指“开天窗”。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员在4日凌晨的广播中称，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the most tragic event）。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在主持6月4日晚《新闻联播》时双眼浮肿，语速缓慢，身着黑色衣服。
事后，人民日报总社长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都被撤职；私自在6月4日刊发“号外”的编辑吴学灿更是被判四年徒刑。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吴晓镛被调离，其父亦受牵连，整个英语部的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报导此次事件表现悲痛情绪的四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分别是杜宪、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事件之后央视内部组织“过关学习”，李瑞英、张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则被调离新闻联播播音岗位。后薛飞1991年从中央电视台辞职，翌年杜宪也从央视离职。

最近在看一些关于罗马尼亚在1989年的文章。文中不少军警对于齐奥塞斯库的态度都是很直接的不满。当时下令任何情况都不允许向民众开枪是罗马尼亚的国防部长。之后罗马尼亚国防军还和忠于齐奥塞斯库的内部部队开火。到那一天时，我们应该为解放军为了保护人民而向忠于习近平的武装开火——如果真的会发生——而感到惊讶吧。

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判断一些人是不是“好”或者“坏”（且不说二元的划分多不合理），就像揣测中国“大部分人的意愿”（且不说不少人甚至还因为经济和教育原因没有发声的渠道）一样，不是很靠谱的。

毕姥爷啊 

感觉不能单纯用好人还是坏人来区分。当年被派去北京镇压甚至直接屠杀学生的士兵们，能是一个好人坏人说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