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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地位，只是教科书尝试解决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这时候无法解释的难题：最终“汉人”的正朔王朝被鲜卑政权消灭，也就是隋灭陈，那么“中华”的历史就已经结束了，没有什么3500年了。

所以他们需要刻意的拔高拓跋氏在入主中原后为统治汉族所做的改变，表彰其“种族融合”的优势。实际上这个政策是失败的，随后引发了六镇之乱导致了北魏的瓦解，北齐和北周都采取了重新鲜卑化的政策。

其实光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拓跋氏的皇帝包括拓跋宏都是没有汉人表字的，记载了表字的也都是他们的鲜卑名字。而十六国中汉、赵、诸燕、前后秦的君主都有着标准的汉名。

后世的汉本位史学家发现十六国对官僚文化的重视远胜过牛晋，觉得不可思议：

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有文学....皆生于戎、羌，以用武为急， 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

[胡羯氐羌]其间立学养才，所在多有...或亲临讲试，或建坛宫中，虽旦夕小朝， 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胜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要统治和本族文化不同的民族，所以自然需要转变。就像五毛们宣传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所谓的发展贡献，实际上是任何智商正常的领袖在和平状况下都要做的事情。

选择拓跋氏作为汉化代言人也颇有中国人那种强者为尊的古典社达思想在。即使像苻坚、姚兴这样的君主实行儒学教育政策，同为鲜卑人的慕容氏也比拓跋氏汉化程度更高，然而教科书就不能肯定他们“汉化”的贡献。甚至苻坚要把淝水之战的段落塞进教科书来让中学生过一把皇汉逆袭的民族主义盛宴饕餮，却绝口不能提汉化政策可能带来的战斗力下降、腐化、凝聚力降低等后果。

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是胡虏，是侵略者，和高贵的汉族文化没有任何关系。而拓跋氏居然征服了中原，他居然肯保留汉族的文化甚至同化自己的民族，即使程度比起那些失败者们来讲差得远了，然而他就要被汉族人顶礼膜拜。

中文互联网上很多类似“怎样看待某历史人物”的问题其背后多半都不是哪一方对于史料的选择有问题，而是价值观上的根本差异：如果你是个皇汉，你觉得汉文化就是好就是妙天下第一呱呱叫，那么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当然就是推行汉文化的大功臣；但是如果你是民族主义的反对者，你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两个的所作所为一定有什么正确性；至于旨在复兴诸夏的姨粉们那就更不必说了。

不过我想，至少在品葱，至少大家应该还是能够在一些比较基础的价值观上达成共识。不至于倒到粉红一边去。但是如果我们认同了这种价值观，那么就要面对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汉人区反复出现的大洪水人相食现象？又怎么看待明末清初晋商们背离大萌，集体为女真人带路的行为？

东亚大陆所谓的文化冲突背后实质上是制度冲突。它的逻辑是：（准）封建制国家几乎每次都能依靠政治优越性战胜郡县制国家，但是（准）封建制国家获胜之后，它的统治者马上就会发现：将国家制度修改为郡县制可以大幅降低统治国家的难度。试想当初我在草原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可汗天天要安抚下面的酋长，防止他们造反；可是我到了中国当皇帝，我的手下全是流官，带兵的管不了财，管财的带不了兵，一个个都得唯我马首是瞻，请问我干嘛吃饱了撑的回去当可汗？

而那些中层领袖呢，在准封建制他们也一样面临着安抚下级的工作。但是当他们成了郡县制国家的流官以后发现逻辑变了：我只要鱼肉乡里就能赚到很多钱；可是如果我兢兢业业的造福一方呢，由于政策从推出到见效是要花时间的，搞不好名声都落在我的下任头上了，那我为什么要造福百姓，我是傻瓜吗？

整个体系中利益受损的其实只有民众而已，可民众是费拉，而费拉说话是没卵用的，所以郡县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让说话有用的人人人都开心。想想吧，民主制能让每个拥有选票的人都满意吗？

然后我们就看到各级官僚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不停的贪污，盘剥百姓导致饥荒频发；吃空饷现象导致军队战斗力跳水，然后被新一波蛮族赶走，然后蛮族又被郡县制的甜头吸引开始汉化，这就是中国历史。

具体到孝文帝，这里其实还有个问题就是当时北方其实没什么汉人。曹操那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描写的肯定不是月球，北方住民实际上基本是入关的五胡，不够费拉，所以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不可能特别彻底的执行下去，所以我们看到从北朝到五代十国的历史当中，征服者往往直接来自于太原，比这一地区更加内亚的游牧民族反而被拦下来了。

太原地区流传着一个传说：赵光义出于恐惧，在攻陷太原之后将其焚毁，又引汾、晋二河入城将其彻底毁灭（这两条已被考古学家证实），在新建的太原城大修丁字路口，挖断太原附近数座山梁，原因是他认为太原有所谓的“龙脉”。其实哪有什么龙脉，有的只是尚未费拉化的人民罢了。

但是，在历代中国统治者（其中不乏出身太原但最终汉化的皇帝）前仆后继不懈努力之下，五胡后裔们终于还是无可避免的沦为了费拉。他们终于开始和其他中国人一样，陷入反复的大饥荒和人相食当中。仅有的反抗就是以晋商的身份，投靠满蒙两族，为后者入关立下汗马功劳。因此皇汉们说晋商都是投靠满清的汉奸，这并非空穴来风，唯一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汉人吗？

从血统、文化和语言来看，不是。
但是，借用华莱士那句名言来讲：你受压迫像汉人，被愚民像汉人，人相食像汉人，那你就是汉人。

总结一下：整个过程就是中国皇帝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停的推行错误的政治制度来对人民进行奴化，最终导致了五胡后裔们堕落为汉人。在这个过程中，你要说孝文帝是罪魁祸首，那对他不公；但如果要说孝文帝应当为此背负几分之一的责任，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那他绝对够格。

他的汉化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繁荣，加强了皇权。但是他的改革措施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加速了国内分裂。孝文帝死后北魏迅速衰败，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两国。

这不是习近平正在做的事吗，推行共产党中国化政策，使蒙、藏、维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

北魏魏孝文帝只不过是文明太后的傀儡or执行官，未被费拉化or汉化的蛮族内部权力结构和汉人完全不一样，女性的地位非常高，魏孝文帝在文明太后的引导下完成了引进伊朗萨珊波斯帝国的吏治体系以及在东亚推行开来的整个过程，对东亚大一统化，远离封建多国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诸夏的第三个罪人是文明太后冯氏。当然，她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人，她代表了五胡十六国时代属于北魏一系的众多帝王和政治家。正如汉武帝本人是浓缩了从商鞅、秦始皇到汉高祖的一系列政治家一样，文明太后冯氏是道武帝、太武帝、崔浩这一系列平城鲜卑系政治家的总和。这些政治家为她做了准备，到她和魏孝文帝这一代产生了集大成者的效应。从政治角度来讲，魏孝文帝是文明太后的附庸，就像唐玄宗李隆基是武则天的附庸一样。导致北魏帝国通过引进外伊朗吏治国家而破坏多国体系前途的整个历史进程，在文明太后身上基本完成。历史学家比较重视的魏孝文帝，其实只是在她完成的这个大工程之上添了一些装饰品和花絮。我们回顾一下五胡十六国或者是永嘉之乱以后东亚发生的变化，如果除去地中海文明中心区和远我们回顾一下五胡十六国或者是永嘉之乱以后东亚发生的变化，如果除去地中海文明中心区和远东边缘地区的非常重要的区别以外，就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东西两大系蛮族的入侵。而在东西两大系蛮族当中，又有比较偏贵族和比较偏平民的两党之间的斗争。这个具体说起来就太複杂了。大体上讲，西系的代表是青海道的主人——就是我们在上次讲座中提到过的苻坚。西系依靠青海道输入外伊朗文明，输入者主要是商团。这些商团就是后来破坏河西李轨政权和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这些河西外伊朗商团的先辈。他们的特点是，他们主要依靠宗教团体，例如拜火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之类的团体，以及有时由突厥武士、有时由匈奴武士保卫的商业共和国的团体。诸葛武侯引进到蜀地的那些所谓的凉州诸国王，主要指的是这些武装商团，当然也包括一些拥有特殊技术的宗教团体。他们是手工业技术——包括玻璃产业和纺织品产业的主要经营者和技术的引进者，但是他们所经营的政治组织规模是不大的，是城邦性质的，大多数是亚国家团体性质的，他们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国家政权并不感兴趣。包括苻氏、杨氏在内的高地蜀人跟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係。苻坚的帝国和李特建立的封建国家一样，主要是青海道的产物。他们在东亚再封建化的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是西哥特一系建立的那一系列王国，这一系在再封建化的历史上是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处于主要地位的、相当于是查理曼大帝一系在欧洲发挥的作用的这一系，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后来建立北魏以及产生出西魏、北周、隋、唐的这个平城武川的鲜卑人集团。这个集团在匈奴贵族统治平阳的时候是以杂胡的身份出现的，然后他们在石勒和中亚商人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渐渐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获得了小诸侯的地位。最终在苻坚的大帝国破灭以后继承了匈奴人的衣钵，变成了代道——也就是唐太宗时代天可汗道的主人。北魏集团和苻坚集团之间的斗争，主要就是青海道和代道的斗争。两条道路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后来撒马尔罕所在的河中地。青海道这条道路向东延伸，越过塔裡木盆地，然后在今天且末县一带越过阿尔金山，进入青海湖以西的大草原地带。越过青海道以后，沿著湟水向东向南，然后沿著蚕丛王南下的故道进入巴蜀，然后通过巴蜀，通过诸滇、诸夜郎，再通向东南亚。这条道路的瓶颈在青海。另一条道路的起点也是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塔什干。塔什干就是匈奴贵族政权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石勒的姓氏所来源的石国，后来跟高仙芝打仗的石国。“石”是塔什干的简化翻译法，可以说是一种速记体翻译法。把多音节字翻译成单音节字，是一种文学和政治意义上的降维，因为信息量和组织度都损失了很多。“石勒”实际上是“塔什干的某某人”，塔什干是他的封地。就像我们说肯特伯爵或者诺曼第公爵，诺曼第公爵当然是姓诺曼第，诺曼第是他的封地。石勒他们的家族必然是从塔什干来的。石勒所主持的资产阶级革命，为小诸侯——就是后来的北魏王室在平城的政权打下了基础。这时他们还僻居在阴山山地之中，像后来的杨坚（普六茹坚）、李渊他们在宇文泰时代一样，是阴山山麓裡的一个小部落。代道是早在赵武灵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也就是《穆天子传》所描写的那条主干道。最初晋人越过陶寺文化所在的汾水流域南下进入漳水流域和进入商丘一带建立殷商王朝，估计也是走的这条道路。而青海道则是在中古时代以后才产生出来的。代道从河中地区出发，沿著天山北路，而不是塔裡木盆地，向东移动，然后越过蒙古高原，然后折而向南，沿著阴山山脉东下，进入今天的山西省，越过雁门关南下，然后通过晋阳，渡过黄河，进入洛阳。这就是《穆天子传》裡面穆天子访问西王母曾经走过的那条道路，也是后来唐太宗和突厥各贵族领袖设立的那条天可汗道所经过的路线，也是后来晋国的沙陀王朝从天山北路一路东下、越过阴山、然后在晋阳建立军政府的那条路线。这条路线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使用过，北魏在这方面并不是独特的。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盛乐、阴山一带的政权一度被苻坚的依託青海道的政权压到几乎快要站不住脚、几乎快要被消灭的地步，但是终于随著苻坚帝国的垮台重新喘了口气。这件事情背后的根源当然还是新兴的青海道在实力上不足以压倒代道的缘故。塔裡木盆地的那条道路和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的那条道路一直是相互竞争、此消彼长的，但是从来没有做到哪一条道路能够完全吃掉对方。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时间差。苻坚所依赖的那条道路是自中古以来就开闢的道路，它接受的是古典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时间差。苻坚所依赖的那条道路是自中古以来就开闢的道路，它接受的是古典时代内亚的那个城邦制度的政治文化。工艺技术还是另外一回事，它接受的是中古时期较早的那种政治文化。萨珊帝国在安息帝国核心地区，通过内沙布林这些皇家城市的建立，革新产生出来的新型的吏治国家技术，包括部委制、十部制之类的，还没有影响到外伊朗的城邦。而这些新的文化传播到外伊朗的时候，北魏才开始兴起，所以北魏接受的外伊朗文化比起苻坚接受的外伊朗文化是要更晚一波的。它包含了对中古时代影响非常大的一套北朝政治制度，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隋唐六部制。隋唐的制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是两者的合併，是北朝制度和南朝制度的合併。北朝制度，因为北朝是征服者，居于核心地位；南朝制度基本上是文学侍从之臣，起装饰品作用的制度。他没有提到的是，合併以前的北朝制度自身也是二元体，它本身也包括一部分装饰性的制度和一部分实质性的制度。实质性的制度当然就是萨珊波斯刚刚推行、最后传播到外伊朗的这一套部委制和行政官制度。这套行政官制度在道武帝时期给小小的北魏政权提供了极其强大的武器，使它有能力整合它俘虏或者吞併的其他各部族，使它的帝国没有像以前的匈奴帝国那样迅速地由于封建联盟和城邦商人之间的内讧，就像在石勒和刘渊时代的政变一样，像过去的匈奴帝国一样崩溃。萨珊帝国的政治稳定性比以前的安息帝国大得多，关键也就是它引用了这一套行政官制度。这一套行政官制度，详细的我们可以不必讲，因为六部制在隋唐以后还一直存在著，它的性质大家都很清楚。同时，萨珊开始草创的制度要到伊斯兰化的萨曼王朝的时候才精于成熟。在外伊朗的世界内，它的痕迹和特徵也是被大家讨论得很多，是非常清楚的。重要的是，从道武帝，经过崔浩这一系列政治家，把它引入到东亚来，使得平城的王室掌握了一项重要武器，使它可以凌驾于原先的各部落酋长、封建性的都护和名门巨族之上。各部落酋长这一点我们无需解释，就是刘卫辰那些酋长。要控制他们本来是很难的，除非你有一套强大的行政官机器。都护制就是后来产生尔朱荣叛乱的尔朱家族那一套军事监护制。它也是封建主义的变形，只是把原来的部落分封到新的地方以后，把它的渠帅和酋长改称为都护，由皇家给他一个名号，实质还是以封建为主的。尔朱荣后来的叛乱力量是如此之强大，正是由于它的封建性非常强大。第三种就是名门大族。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涉及它的历史上的误解是很多的。东亚汉字世界的史学权威传统的说法是：“这些人是东汉儒家的后裔，他们在北朝跟我上面讲过的那两种人合作，建立了胡汉混合的北朝政权。例如崔浩就是他们的后裔，也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例如像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这些人，他们学的是东汉的经学，因此他们在血统上也应该是东汉儒家的后代。”但是实际上这个看法从基因记录和墓葬的头骨记录看来应该是相当可疑的。他们中间的很大一部分，包括陆氏、卢氏、王氏、穆氏这些名门世卿，很可能血统上讲是匈奴人或者鲜卑人，只是因为像刘渊时代的陈元达一样接受了儒家文化，变成一种读论语的日本武士式的类似人物。他们同时有胡人的名字和汉名，最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胡人的名字渐渐脱漏了。现在如果我们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记录，没有把花木兰她家的墓碑挖出来，我们就不会发现，花木兰她家其实原来是白匈奴人，而且是基督徒，当然也有很长很长的蛮族名字，“花”这个姓也不是传统的汉姓。如果我们没有把她家的墓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以为花木兰就是东汉儒家的后裔。徐显秀的“徐”其实在汉魏时期也是有这个姓的，如果我们没有从他的墓葬中挖掘出大量的拜占庭文化和内亚文化的遗迹，我们也许会以为北齐的大将军徐显秀是东汉时代某一个儒生的后代。但是现在已经很清楚，徐家和花家都是毫无疑问的内亚人。崔浩他们的情况也很可能是这样，儘管没有确凿证据。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记录是很清楚的：在刘越石（刘琨）佔据晋阳的那个时代，他所拥有的胡从人口学的角度来讲，记录是很清楚的：在刘越石（刘琨）佔据晋阳的那个时代，他所拥有的胡晋人口，在鲜卑人给了他资源、把大量的逃亡者送来以后，也不过只有三万户。算上逃匿的人和没有统计到的人，三万户顶天也就算是九万户。而等到高齐——也就是高欢他们在晋阳建立幕府的时候，即使按照正常的人口生育率来计算的话，刘越石统治下的残馀的郡县制人口顶多占高齐时代晋阳郡人口的15%，也就是说晋阳郡人口的85%是移民的后代。顶多有15%，而且这15%当中还可能掺入一些刘越石本人招揽的胡人部落。85%的胡人跟15%的汉魏郡县制居民拼凑成的人口，就是后来隋唐时期河东人口的祖先。可以想像，他们当中的有一些人就像匈奴时代的陈元达一样，读了儒经以后，觉得先秦时代的孔子学说很适合于替小贵族做主，可以像孔子本人一样，以这套学说为理论依据，反对大贵族和君主的跋扈统治，维护习惯法的权威。周礼本质上是习惯法的权威，而孔子一生的政治斗争都是维护小贵族的利益。小贵族像英国的小贵族一样，非常依赖宪法，他们希望依靠宪法的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国君很容易希望通过制定强硬的成文法，就是实证主义的法，来破坏习惯法的权威，扩充国君的权力。摄政的大贵族，像鲁国的三家大贵族一样，他们在劫持国君以后也很可能像是法国的那几位摄政王和黎塞留红衣主教他们一样，打同样的主意；但是像孔子这样的小贵族就像是参加英国下议院的那些小贵族那样，他们永远没有希望成为国君或者成为国君的辅政大臣，他们只能希望维护习惯法的权威，抵抗国君、大贵族和成文法破坏习惯法的努力，这些习惯法在东亚就体现为周礼。所以，日本的武士和国学家自身也是出身于小贵族，因为阶级地位相同，他们也很喜欢儒家，觉得利用儒家来反对京都的朝廷和幕府周围的大贵族是件很惬意的事情。当然，他们对宋明型士大夫那种把儒家当成头悬樑锥刺骨的寒门子弟和地地道道的平民子弟实现阶级翻身的工具，为了实现阶级翻身而反对贵族，实现君主和平民联合起来反对贵族的目的，反而要破坏习惯法，他们对这一套平民儒家也是非常反感的。这就是为什麽日本的国学家坚持说，儒家正统在日本，日本人有纯洁的心，可以理解真正的王道；而明人和宋人则因为没有纯洁的心，虽然先圣的书读得很好，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实行真正的先王之道。具体就体现在他们动不动就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是僭主制度的体现，僭主制度代表平民的利益，反对贵族的利益，所以它跟真正儒家的精神是不合的。刘渊在平阳建立匈奴政权的时候，就产生了像陈元达这样的小贵族。历史上的陈元达像是鲁国的孔子一样，不断地捍卫小贵族和周礼的原则，不断地跟刘渊、刘聪这样企图扩张权力的绝对君主作对。如果不是因为有清楚的史料证明陈元达是一个匈奴人，你很可能从陈元达的名字上以为他是东汉清流的后代，以为他是在东汉反对宦官的那些儒生的后代，然而他是一个匈奴的小贵族。他跟东汉那些儒生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读了儒家的经典，觉得孔子学说对于王道的坚持可以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依据，是可以用来反对跋扈君主的依据，所以后来的儒家也把伟大的陈元达算成是他们的人。其实呢，他在种族上是胡人，只是在学术上是儒家的一部分。而在学术上，由于他小贵族的出身，他走的也是日本武士的那条道路。所以后来的所谓北朝名门，有很多人是像匈奴时代的陈家一样，虽然名字是只有一个音节的，但是其实他们在当时可能也是另有很长的胡人名字，只是像后来龙云他们家一样，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大家为了省事起见，只用这个速记体的比较简化的名字，别人就以为他们是东汉儒家的后代了。所以，构成北魏帝国的三种力量，前两种纯粹是内亚人，第三种则是内亚人和郡县制居民残馀的所以，构成北魏帝国的三种力量，前两种纯粹是内亚人，第三种则是内亚人和郡县制居民残馀的混合物。整个北魏帝国，如果只讲血统的话，压倒多数是内亚人的后代。构成隋唐帝国北方主要居民的那些人跟今天义大利的伦巴第一样，伦巴第人血统上主要是日尔曼人，替代了原有的居民。隋唐时代，特别是关中和河东两地，我们掌握有头骨墓葬文字的清楚证据，证明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像伦巴第人一样主要是内亚人的后代，而不是东汉时代和魏晋时代当地编户齐民的后代。在任何时代，编户齐民的顺民都是最容易灭绝的。他们多半是灭绝了，或者残留很少，被淹没在胡人的血统当中了。这些胡人直到安史之乱的时候，他们大多数的平民百姓还是根本没有汉名，只有胡人的名字。只有像唐玄宗这样的高级人物，才会同时有汉名和胡名。唐朝的统治者李家既姓大野又姓李。当然，大野才是他们真正的内亚姓氏。就像龙云的纳吉一样，龙云既姓纳吉又姓龙。“龙”当然是他读了汉字书以后装逼弄出的汉姓，而“李”当然也是大野家读了汉字书以后装逼弄出的汉姓。在这种情况下，北魏的朝廷其实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路线衝突。它可以把外伊朗的统治技术——六部技术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像内亚的桑贾克苏丹这些人一样，主要保持封建传统。这样，他们的王室能够像周天子和日本皇室一样享国绵长，但是他们的权力又不会很大。而且他们的帝国不可避免地像查理曼帝国一样，会经过几代人以后就被乙浑这样强有力的贵族割裂成为不同的采邑。然后皇帝的权力会像是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力一样，沦为一个虚无缥缈的影子，只是法统和君统的来源，各地的大诸侯和小诸侯不会真的把它放在眼裡。而道武帝和崔浩所推行的改革，就是为了防止这种危险的存在。文明太后冯氏屠杀乙浑的政变，根本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一点。崔浩最后“暴扬国恶”——“国”就是国人，周代的国人就指的是诸侯，移民社会的主力。例如鲁国和齐国，就是殖民者的后裔，而不是土族的后裔。就相当于是，在蒋经国时代的福摩萨，谁是国人呢？就是常凯申带来的那批人是国人，福摩萨本土的人就是野人。周代的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就是这个样子的。而鲜卑时代的国人和野人的区别是什麽呢？就是，内亚征服者——特别是属于鲜卑皇室的这一批人或者是公卿大臣这一批人是国人；而土族，包括跟他们关係比较疏远的内亚人，比如说石勒他们所在的布哈拉和塔什干的资产阶级商人，以及原来郡县制居民的残馀，这些都不是国人。国人就是贵族的意思，在周厉王的时代和孔子的时代都指的是贵族。崔浩为什麽犯了“暴露贵族罪恶”的罪行呢？难道他只是写了一点书、说了一点坏话就被杀掉了吗？当然不是。他并不是一个文学侍从之臣，他是主持国家权力的大臣。而且，为北魏征服凉州和西秦、打破青海道、实现代道的复兴，主要是他在那裡筹画。他绝不仅仅是编了几部史书。他编的那几部史书，正如苏我氏编辑的《天皇记》，后来在圣德太子当权以后就被大化改新的大臣们摧毁了。当然，苏我氏编的那本书也绝不仅仅是史书，藤原不比等他们编的《古事记》也绝不仅仅是史书。《古事记》得以倖存，苏我氏编的《天皇记》却被销毁了，当然背后绝不仅仅是因为历史问题，而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苏我家的史书当然是支持苏我家族和渡来人的政治利益的，藤原不比等集团编制的史书当然是支持藤原氏和大化改新的诸位公卿的政治利益的。崔浩所编的那些史书当然是维护从道武帝到文明太后那一系列支持外伊朗引进的新型吏治国家的利益的，当然他们就严重地触犯了大贵族的利益。大贵族当然希望更多地保留原有的部落传统，其中也包括把他们部落的先人说得无比的伟光正；而崔浩编的史书把他们部落的先人和贵族说得极其不伟光正，说得极其邪恶。那你想像一下，是谁会把诺曼贵族的先人说得极其不堪呢？当然是诺曼贵族的敌人，他很可能就是一个希望通过削弱诺曼贵族的权力、跟君主结成联盟、从而使被诺曼贵族践踏在脚下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实现阶级翻身的一个人。崔浩在北魏历史上扮演的就是这个角色。从崔浩的出身就可以看出，他姓崔，是范阳卢氏和崔氏的后裔，他们显然不是盛乐和平城鲜卑人从崔浩的出身就可以看出，他姓崔，是范阳卢氏和崔氏的后裔，他们显然不是盛乐和平城鲜卑人政权的亲支近脉。然后，他们所代表的这个野人集团跟皇帝结合。皇帝和第三等级联合起来打击国人和贵族，这是一个皇权扩张的经典模式。这个路线，一方面是皇帝通过对青海道的征服，取得外伊朗商团在青海道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使得皇帝取得不依赖大贵族的财源和兵源，另一方面也包括在舆论战方面诋毁原有的大贵族。所以，崔浩就在大贵族的反攻倒算之中落到了跟商鞅一样的下场。绝对主义的改革者经常是要在贵族的反攻倒算当中不得好死的，这也是一项历史规律。但是，他虽然死了，在下一代君主继位以后，文明太后冯氏还是继承了他的政策，继续推行比原有的秦汉帝国的吏治国家更先进的、新一代外伊朗文化产生出来的吏治国家。我们可以说，从秦始皇和汉武帝产生、由魏晋帝国继承的这一套吏治国家，主要是我们都熟悉的大流士的那个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波斯帝国的行政官的产物。包括修什麽秦直道、车同轨之类的，这都是大流士大帝的政策。他就是修了很多大道，把帝国原来自治和半自治的各省跟苏萨和波斯波利斯连接在一起，以便加强他的统治。这些道路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显然都是秦始皇周围的波斯专家给他引进的先进统治技术。而文明太后冯氏和崔浩这些人引进的技术呢，当然就是后来的下一个波斯——也就是萨珊帝国的波斯发明出来的部委制。部委制在外伊朗是十部制，到东亚就简化为六部制。十部制到六部制的演化脉络清楚地留在北魏诸帝在他们出巡时留下的各个碑文当中。他们像后来的契丹耶律氏的皇帝一样，要在内亚的传统领地和东亚的新征服地之间来回奔波，像查理曼大帝一样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首都。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立一个碑，说他干了什麽事情，跟我出行的有哪些贵族和哪些大臣。这些贵族和大臣留下来的碑文清楚地显示，他们是不同的两套班底：有传统的部落贵族，通过军事侍卫出身的这一套班底；还有外伊朗新兴的、刚刚传入的这一套各部大臣、行政官管理体系和各曹。各部是上面的大臣，真正管事的是各曹。而“曹”这个词，很明显从发音看来就是一个伊朗词。隋唐以后姓曹的人一般都是外伊朗曹国的后裔，而“曹”这个词本身也是外伊朗行政官的用语。他们才是部委的真正负责人。崔浩主要就是依靠经营这些人，获得了抵抗甚至颠覆传统大贵族的势力。而文明太后冯氏在北魏宫廷中的地位恰好跟崔浩在北魏官场的地位一样，她是一个局外人，她是被征服者北燕官僚重臣的后代，不属于传统上来讲跟北魏王室联姻的在周朝相当于是姬家和薑家、在辽国相当于是耶律家和萧家这样的传统大贵族，因此她在后宫中很受压制。通过像《延禧攻略》、《如懿传》这样的斗心眼的技术，她终于脱颖而出。她在政治上就是后来武则天的先声，武则天在唐国宫廷当中翻身以后是怎样对付长孙无忌和关陇集团的旧贵族的，她老人家在北魏的宫斗中翻身以后也是如法炮製地对待像乙浑这样的大贵族的，乙浑在北魏朝廷中的地位也就是非常精确地相当于长孙无忌在唐国朝廷中的地位。斗争的结果是暴发户战胜了大贵族，而暴发户需要政治支援。她当然就是捡起崔浩、道武帝和太武帝他们壮志未酬、实行了一部分但是没有能够彻底做到的那一套行政官僚体制。她英明地发现，这套行政官僚体制本身是很先进的，之所以未能完全战胜大贵族，关键是因为两者，第一是它还没有能够推进到基层，第二是它还没有能够获得意识形态方面的正当性护符，所以她就把这两件事情做到了。第一是，她从西凉被征服的敦煌搞了一批索敞之类的大儒来，这些人的出身跟陈元达差不多，基第一是，她从西凉被征服的敦煌搞了一批索敞之类的大儒来，这些人的出身跟陈元达差不多，基本上是胡人的后代，读了一些儒经，但是现在已经变成被征服者，已经不可能做原来的封建贵族了，因此他们特别适合于做专制的绝对君主破坏原来正统贵族的工具。他们所讲的那套儒经跟陈元达讲的儒经一样，有利于小贵族而不利于大贵族，然后经过模糊的重新解释以后，可以实现皇帝、宫廷跟小贵族和平民的联盟，用来打击大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历史教科书上讲的儒学复兴的主力。北魏的儒学以及后来隋唐的儒学出自敦煌，它并不是来自于东汉的郑、马那些经学家的后裔，而是来自于内亚胡人的后裔。读的书可能是一样的书，但是血统上已经是换了一批了。这些人是隋唐新儒学的起源，他们为专制国家的重建和强化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这些解释我们不用再详细介绍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孔颖达他们在唐国推行的那一套的始祖。另一套就是冯太后通过她的情人李冲推行的“三长制”。“三长制”，简单地说就是把外伊朗的行政官管理体制推行到郡县一级，从根子上瓦解各部落的大人、酋长、各都护和各世家大族的势力。李冲跟文明太后冯氏的关係，也就是波将金公爵跟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关係。他们在私生活上是男女朋友的关係，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盟友。最后他们还教导出了一位理想的继承人，就是我们都熟悉的魏孝文帝。魏孝文帝做的那些没有什麽新奇的，只是收尾工作。例如把鲜卑姓改成汉姓，把行政官体制做得更细密一点，把爵位体制做得更细密一点，把原来出身不同的——例如像薛家这样出身蜀人的家族跟原先出身平城鲜卑人的家族合併起来，也就是把青海道和代道两条道路产生出来的内亚移民整合起来之类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收尾工作。实质性的工作、最重要的政治性的工作是文明太后冯氏做到的。他们两人的关係就像是武则天和唐玄宗的关係，表面上唐玄宗是武则天的敌人，实际上唐玄宗做的是武则天的收尾工作，他的制度性的基础都是武则天给他打下的。魏孝文帝跟文明太后冯氏没有这种表面上的敌对关係，但是史家只承认魏孝文帝的改革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魏孝文帝的改革，就我刚才的介绍大家也可以看出，都是些细枝末节，都是些装饰性和表演性的东西。你全心全意做装饰性和表演性的东西，就表明实质性的东西已经由崔浩和文明太后冯氏替他做完了。当然，汉语世界的史家一般都是见识短浅的，这跟他们的出身有关係。他们的阶级出身一般也是平民出身，头悬樑锥刺骨，通过做题家和考试家的路线上来的那些平民士大夫，他们本来就是目光短浅的人，只能够理解他们这些下等阶级所能够理解的东西。例如，孟加拉通过宫误猿考试考出来的那些印度宫误猿，他们怎麽能够理解英国宪法呢？他们只能理解英印帝国孟加拉地方的行政管理。他们心目中的君子小人，就是优秀正直的行政官和胡闹的钦差大臣之间的关係。除了特派员和奉公职守的行政官以及顺民、良民和刁民以外，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宪制的上半部分，省督以上的部分就是他们很难理解的了。他们只能把不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一切都说成是奸臣。这些奸臣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包括刁民出身的、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包括中央派来给他们捣乱的、扰乱他们行政管理的各种特派员，包括宫廷的各个派系，包括内亚来的各个商团，包括宫廷从内亚外交体系裡面引进的各种势力，包括维持帝国最重要的两个系统——军事和财政系统。我们要注意，历史的记载者，被很多人——包括现在的主流历史学界认为是帝国主宰者和历史主流的士大夫阶级，从来没有成功地主管过财政和军事这两个部门，他们所主管的都是次要的行政管理部门、教育文化部门、宣传部门。如果你按照西方罗马以来的政治正统的话，那麽宪法最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财政和军事。古代的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的民族国家也是这样。这两个部门在中古时期的北周隋唐诸帝国，财政和军事从来都是掌握在安禄山之流的内亚人手中的。这也就是为什麽儒家的文人学士总是把管财政的人（像后来蒙古帝国的阿合马这些人）以及管军事的人（像安禄山之类的人）说成是坏人，骄兵悍将是坏人，管财政的人是聚敛之臣。因为第一，他们都比我们的阶级地位高，是我们这些靠考试出身的穷逼知识份子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第二，他们所做的事情从来都是扰乱和妨碍我们的利益的，所以我们肯定要说他们是小人的。但是你如果从他们这些自以为是君子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文宣人员、文学侍从的角度去理解历史，那你就把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都省略了，你什麽都会看不明白的。文明太后所代表的这个历史脉络，使得东亚的鲜卑帝国不可能像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那样，在征服文明太后所代表的这个历史脉络，使得东亚的鲜卑帝国不可能像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那样，在征服罗马以后实现再封建化，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继承下来的包括皇帝头衔、包括以伯爵为中心的罗马后期行政官体系变成一个纯粹的名号，变成封建贵族的护符，最终把伯爵和皇帝都变成了封建体系的一部分；而是经过进三步退两步的多次反复，为后来的隋唐帝国开了路，使得东亚边缘区走上了跟欧洲中心区不同的道路，使得一度在永嘉之乱以后似乎很有机会复兴的多国体系和封建体系再度胎死腹中。这件事情是由两个系统做到的，在青海道系统就是以苻坚为代表的那一拨人做到的，在代道系统就是以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为代表的那一拨人做到的。

主观上为了巩固统治  落后民族全面接受相对先进文化的改进  具有历史进步性

客观上简单粗暴 和种族灭绝无异   反而加速了北魏的崩溃 也为后来的六镇 关陇军事贵族掌握中国埋下祸根

他就是個類似白左的腦殘，至少滿清貴族不能不發明出滿文，才能再學漢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