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李大钊？
“试看未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这是他讲过的话。
中共官方理所当然的给了他很高评价。
但是作为彻底看清楚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怎样的评价？
中共官方理所当然的给了他很高评价。
但是作为彻底看清楚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我们，应该给他一个怎样的评价？
阿姨的观点：
但是作為思想家來說，他搞這些政治行動和他的下場不是很重要，關鍵在于他後期轉向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一種邏輯上不大能夠自圓其說的立場，從他早年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了解來說，情況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一下子就轉到庶民的勝利或者是說反對代議制那條道路上去了。初看一下反對代議制好像是他一貫的觀點，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樣的。早期他是按照那種德國式的路徑，反對國民黨或國會政治是因為代議制代表的那種功利主義的算計，選民和他們的代表之間是一個利益交換的關系，就相當于是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它把政治給粗鄙化了，選民之所以要擁戴一個議員，是因為他能給我掙得什麼什麼利益，然後我們就簽訂了一個赤裸裸的毫無溫情主義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約。你能夠滿足我們的要求就選你，滿足不了要求我們選別人也沒有什麼關系，政治變成一種利益分贓的體系，跟做生意沒有什麼不同。
在這種市儈精神的組織之下，偉大的民族紐帶不複存在了，也許在最初階段這種市儈能夠帶來一定的好處，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礎解體了，那麼在共同體不複存在以後，它肯定會變成其他任何覬覦權力的野心家和外國人的俘虜。照德國人的看法，德國人正因為沒有受到法國在拿破侖以後鼓吹的那些世界主義的影響，所以它才能夠擺脫做法國附庸的命運，重新在歐洲打出一片天下來。照李大釗早年那些看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在亞洲各民族中間變成唯一一個沒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就恰好在于它在引進西方思想的時候沒有不加批判地引用功利主義這些理論，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國體從而保留共同體神秘性的做法。他認為中國也應該走這條路。這個邏輯你要攻擊它的話，只能攻擊它的前提不對，如果你承認它的前提和它的共同體理論正確的話，那麼它本身是可以自洽的，是不能進攻的。
李大釗的晚年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庶民的國際性的勝利，是一種很粗淺的喊口號的做法，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並不太高的馬克思主義當中，也只能說是卑之不算高，卑之無甚高論。他在這裏面的地位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屬于老一代人，年輕一代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尊重他，如果僅僅從理論上的角度來講，他甚至連早年的陶希聖這種人都不如，他講的社會主義就是講不出任何道理的，只是泛泛而談，就像推銷商業廣告那樣去說，未來就是屬于社會主義的，我們要符合社會潮流，社會主義就是代表庶民的，庶民跟精英不一樣，代議制就是代表精英。這些話實際上都是非常膚淺的，而且都只有幾個點，它根本就形成不了體系。如果你拿這些著作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對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對的話，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晚年李大釗甚至根本沒有資格做早年李大釗在思想上的對手。早年李大釗基本上是不大參加論辯的，但他那套國家主義的深刻性已經超過了同時期的日本許多學者，就中國的情況來講，它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過梁啟超的，超過梁啟超那個短暫的新中國和伯倫知理理論的國家主義階段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的。梁啟超是個博雜的人，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沒有挖得特別深，但李大釗曾經在他的點上挖得很深。但他晚年把這些東西完全拋棄掉了。
李大釗寫于1918年11月的《Bolshevism的勝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釋，只能說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標准來看待自己，覺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經投靠了蘇俄的這一邊，變成了國共兩黨在北方的總經理，他必須在宣傳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轉向，至于太深刻的理論對宣傳來說是沒有用處的，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最後他的結果當然是衆所周知的，他自己的肉體生命、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都為他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轉向做了犧牲。從學者的角度來講，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張作霖弄死了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沒法劃給他一條生路了。
因為他們要把李大釗描寫成一個真正共產主義思想鼻祖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聖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給抹掉，當然他們只能這樣說，他早年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他思想還不夠深刻、了解還不夠深的緣故，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膚淺的，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後才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實際上恰好相反。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傳口號而已，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由于他拋棄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好像是不大正當或者是不大純潔的，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頭皮說那些本來相當富于理解力相當深刻的思想是膚淺的。因此大家不能詳細地介紹，只能摘錄幾句，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有明顯的區別。實際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視和埋沒的東西才是他真正最寶貴的東西。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敵人的打擊而被埋沒的，像李大釗這種由于自己人的成功，被自己的支持者人為地埋沒的人，是非常少見的，但是這個格局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來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樣。所以李大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代表了游士的另外一個側面，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給自己下判決的人。他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路給鎖死了，往往不僅僅是在生前，而且是在死後都給自己鎖了一個死局，而且越是聰明的人給自己做的死局越是難以解開，就是這樣。
但是作為思想家來說，他搞這些政治行動和他的下場不是很重要，關鍵在于他後期轉向馬克思主義，采取了一種邏輯上不大能夠自圓其說的立場，從他早年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了解來說，情況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一下子就轉到庶民的勝利或者是說反對代議制那條道路上去了。初看一下反對代議制好像是他一貫的觀點，但是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樣的。早期他是按照那種德國式的路徑，反對國民黨或國會政治是因為代議制代表的那種功利主義的算計，選民和他們的代表之間是一個利益交換的關系，就相當于是律師和當事人之間的關系，它把政治給粗鄙化了，選民之所以要擁戴一個議員，是因為他能給我掙得什麼什麼利益，然後我們就簽訂了一個赤裸裸的毫無溫情主義色彩和封建色彩的契約。你能夠滿足我們的要求就選你，滿足不了要求我們選別人也沒有什麼關系，政治變成一種利益分贓的體系，跟做生意沒有什麼不同。
在這種市儈精神的組織之下，偉大的民族紐帶不複存在了，也許在最初階段這種市儈能夠帶來一定的好處，但是由于民族本身的基礎解體了，那麼在共同體不複存在以後，它肯定會變成其他任何覬覦權力的野心家和外國人的俘虜。照德國人的看法，德國人正因為沒有受到法國在拿破侖以後鼓吹的那些世界主義的影響，所以它才能夠擺脫做法國附庸的命運，重新在歐洲打出一片天下來。照李大釗早年那些看法，日本人之所以能夠在亞洲各民族中間變成唯一一個沒有受西方奴役的民族，就恰好在于它在引進西方思想的時候沒有不加批判地引用功利主義這些理論，而是采取了保留日本特殊國體從而保留共同體神秘性的做法。他認為中國也應該走這條路。這個邏輯你要攻擊它的話，只能攻擊它的前提不對，如果你承認它的前提和它的共同體理論正確的話，那麼它本身是可以自洽的，是不能進攻的。
李大釗的晚年用另外一種方式，就是說庶民的國際性的勝利，是一種很粗淺的喊口號的做法，即使在早期那些水平並不太高的馬克思主義當中，也只能說是卑之不算高，卑之無甚高論。他在這裏面的地位好像一部分是出于他在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是屬于老一代人，年輕一代人無論如何都必須尊重他，如果僅僅從理論上的角度來講，他甚至連早年的陶希聖這種人都不如，他講的社會主義就是講不出任何道理的，只是泛泛而談，就像推銷商業廣告那樣去說，未來就是屬于社會主義的，我們要符合社會潮流，社會主義就是代表庶民的，庶民跟精英不一樣，代議制就是代表精英。這些話實際上都是非常膚淺的，而且都只有幾個點，它根本就形成不了體系。如果你拿這些著作跟他早年的著作一對比，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去比對的話，那你就很清晰地看出，晚年李大釗甚至根本沒有資格做早年李大釗在思想上的對手。早年李大釗基本上是不大參加論辯的，但他那套國家主義的深刻性已經超過了同時期的日本許多學者，就中國的情況來講，它的深刻性和自洽性肯定也是超過梁啟超的，超過梁啟超那個短暫的新中國和伯倫知理理論的國家主義階段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的。梁啟超是個博雜的人，在任何一個點上都沒有挖得特別深，但李大釗曾經在他的點上挖得很深。但他晚年把這些東西完全拋棄掉了。
李大釗寫于1918年11月的《Bolshevism的勝利》：“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釋，只能說在晚年他更多的是用政治家的標准來看待自己，覺得他既然在政治上已經投靠了蘇俄的這一邊，變成了國共兩黨在北方的總經理，他必須在宣傳方面也要配合他的轉向，至于太深刻的理論對宣傳來說是沒有用處的，他也不想去再深究他自己的矛盾了。最後他的結果當然是衆所周知的，他自己的肉體生命、政治生命和思想生命都為他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轉向做了犧牲。從學者的角度來講，最可惜的不是他被張作霖弄死了或者被其他政治力量弄死，而是在于他把自己置于一種尷尬的境地，即使他的支持者都沒法劃給他一條生路了。
因為他們要把李大釗描寫成一個真正共產主義思想鼻祖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聖徒，那就有必要把他早年思想最深刻最有價值的那一部分給抹掉，當然他們只能這樣說，他早年反對共產主義是因為他思想還不夠深刻、了解還不夠深的緣故，因此他早年思想必然是膚淺的，晚年思想更深刻以後才走到正確的道路上來。但實際上恰好相反。他晚年的思想就是宣傳口號而已，早年那些深刻的思想呢，由于他拋棄那些深刻思想的理由好像是不大正當或者是不大純潔的，所以大家反倒有必要硬着頭皮說那些本來相當富于理解力相當深刻的思想是膚淺的。因此大家不能詳細地介紹，只能摘錄幾句，但是你翻他本人的文集就可以看出有明顯的區別。實際上被他的支持者忽視和埋沒的東西才是他真正最寶貴的東西。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由于敵人的打擊而被埋沒的，像李大釗這種由于自己人的成功，被自己的支持者人為地埋沒的人，是非常少見的，但是這個格局恰好是他自己制造出來的，仿佛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樣。所以李大釗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代表了游士的另外一個側面，游士往往是用自己的手給自己下判決的人。他們不知不覺把自己的路給鎖死了，往往不僅僅是在生前，而且是在死後都給自己鎖了一個死局，而且越是聰明的人給自己做的死局越是難以解開，就是這樣。
按照今天共匪常用的話術，李大釗是境外敵對勢力重點拉攏和利用的棋子無誤。
Liu Jianyi （2000）在約克大學寫的博士論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和蘇聯及共產國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原標題"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oviet Russian and the Comintern")中用了大量篇幅敘述李大釗從溫和改良派社會主義者逐步被五股蘇聯和共產國際滲透者影響，並因此發生了思想和行動上的變化進而組建中共的過程。值得一讀。
作者從李大釗作爲中國最早接觸布爾什維克和馬克思主義，提倡進步主義、民族主義、改良主義、妥協等的早期思想開始記述：
[...]
用了七頁詳述了李大釗與蘇共和共產國際接觸的歷史和思想轉變的過程，最後得出結論：“從這些粗略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至少有五名蘇聯或共產國際特工在 Voitinsky 到來之前與李大釗有過往來。 他們與李大釗的接觸不應該僅僅被視為偶然事件或個人的主動行動，它們很可能已經得到莫斯科的認可。 毫無疑問，這些接觸對李的思想和後續行動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在李組織中共的活動中”。
完整論文： http://etheses.whiterose.ac.uk/9813/1/341813.pdf
Liu Jianyi （2000）在約克大學寫的博士論文《中國共產黨的起源和蘇聯及共產國際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原標題"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Soviet Russian and the Comintern")中用了大量篇幅敘述李大釗從溫和改良派社會主義者逐步被五股蘇聯和共產國際滲透者影響，並因此發生了思想和行動上的變化進而組建中共的過程。值得一讀。
作者從李大釗作爲中國最早接觸布爾什維克和馬克思主義，提倡進步主義、民族主義、改良主義、妥協等的早期思想開始記述：
Li Dazhao is known as the first person in China to have advocated Bolshevism and Marxism. However, Li's original political stance was not radical. Li Dazhao opposed any revolution which aimed to overthrow existing governments. What he appreciated was evolutionism, nationalism, reformism and compromise. Towards the end of 1912, he joined Jiang Kanghu's "Chinese Socialist Party", 5 which stood for moderate social reform. From 1913 to 1916 Li studied law in Japan where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ideas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where he edited a magazine Minyi (National Spirit). After returning to China Li Dazhao became a close friend of Tang Hualong and Sun Hongyi,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Progressive Party, a party which mainly consisted of the persons who had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Later, Li also attended 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Research, which was organised by several leaders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and was widely known as "the Research Clique". While he edited the magazine Jiaygn (Tiger), Chenzhong (Morning Bell) and Xin Qingnian (New Youth), Li's articles written before the fall of 1918 showed no sign of interest in Marxism. 6 In January 1918, Li assumed the post of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afterwards his views changed (pp. 122-123).
[...]
用了七頁詳述了李大釗與蘇共和共產國際接觸的歷史和思想轉變的過程，最後得出結論：“從這些粗略的信息，我們可以看到至少有五名蘇聯或共產國際特工在 Voitinsky 到來之前與李大釗有過往來。 他們與李大釗的接觸不應該僅僅被視為偶然事件或個人的主動行動，它們很可能已經得到莫斯科的認可。 毫無疑問，這些接觸對李的思想和後續行動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在李組織中共的活動中”。
In the light of this albeit sketchy information, we can see that at least five Soviet or Comintern agents had dealings with Li Dazhao prior to Voitinsky's arrival. Their contacts with Li Dazhao should not be seen simply as chance affairs or personal initiatives, and they were probably approved by Moscow.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these contacts exerted influence on Li's thinking and on his subsequent actions,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his activity in organising the CCP (p. 129).
完整論文： http://etheses.whiterose.ac.uk/9813/1/341813.pdf
李大钊是国际主义者，秉持的价值观是人因阶级联合而非因国家联合，要求工农与一般民众要有自己的党派，人人都要做工，世界要变成大工厂，并建成世界联邦。（第二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欧战中为各自的国家而战，背离了共产党的意识，因此列宁发起了第三国际运动——李大钊）
家境问题，直隶地主家庭，一百多亩地，父母幼年早亡，靠爷爷养活（爷爷是经商起家，晚年回乡买地成为地主）。十岁时娶妻。
学历问题，上了十年私塾，1905年科举不中，同年取消科举，转入现代中学就读两年，考入北洋法政专科（同年爷爷病死，学费靠妻子在家经营），预科三年，专科三年，之后在天津、北京办报，参与革命党宣传，几乎被捕。局势恶劣后逃往日本，赴早稻田大学政经学科本科学习，成绩中流，本科二年级时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讨袁战争，李大钊为此回国，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他的专科时代学制问题参看北洋1904年开始的奎卯学制办法）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先是谋求对英美德法先进国家的学习，比之于”三代之德治“，认为西方的政治是仁义礼智信俱全再好不过，中国的政治则是狼子野心的僭主和大盗乡愿三千年来互相配合着抢劫和偷窃民众，但欧战以后，西方的形象逐渐不好了，中国知识分子也更迭，连着追求恢复三代大同世界的梦想一起捐弃了，开始流行物竞天择、集体主义、军国主义，要武德充沛，从德从日，这样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有人则认为，中国不需要救，这么多年来的困境在于国家已经过时，中国的民众在常理中是绝对处于最低贱位置，任人欺凌，但如果换个想法看，列宁所主导的第三国际，四海皆兄弟，打破国家民族的限制，按照阶级联合，那中国的民众和最强国的民众也是可以同样待遇同样命运的，加上俄国革命的胜利，共产革命理论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传播，等于摆脱中国这个集体和带来的责任。
之后孙文越飞联合演讲，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成为孙中山部下，苏俄派来顾问，帮助国民党组织。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力主利用中国北方暴动的农民如红枪会等组织，认为他们是可以利用的，“能够击败军阀，只需要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让他们知道工农民众只有自己团结起来”。
苏共在关于国民党的意见上，是主张利用国民党，然后抛弃他们。因此李大钊等人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内部文件上，以大学指代共产党，以民校指代国民党，比如指一人入民校亦入大学，就是国共两党都入。
当时共产党被李大钊等人称为国民党中的共产派。
苏共的意见是对国民党徐徐化之，先利用，之后“如秋风落叶一般抛弃”，而陈独秀等人要武器，搞暴动，俄国在华顾问也这么想，苏共批评他们“轻举妄动”，李大钊则专心在北方为北伐军活动，联络了冯玉祥，促成了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联盟。把很多冯玉祥部下的军官发展到了国民党里，在这期间李大钊是国民党、北伐军势力在北方的重要领袖，和他一起同事的有同盟会大佬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通缉李大钊、李石曾等人，李石曾躲入法国地界，李大钊躲入俄国使馆，之后依旧主持华北的国民党工作。
由于共产主义在一般的民众中的传播，和孙中山死去后国民党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各地的北伐军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土地改革和国际主义，一派则秉持传统思维，家国天下为己任，左派国民党搞土地革命，工人暴动，右派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的亲属被游街，财产被瓜分，矛盾开始激化。
开始零星有争斗发生，比如国民党唐生智部下何坚旅长是地主家庭，被左派国民党共产，之后何坚一辈子都坚决反共，连女人孩子都不放过。下面打，上面也在骂，吴稚晖等人表示共产党在谋叛，在鸠占鹊巢，搞得国民党内部一团糟，国民党之后究竟要怎么做，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党内愿意做俄国人的人还少得了么，中国要亡国了。比如北伐之后的长沙，国民党军人贴的标语“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星”之类的，共产派开始煽动反外国人情绪，在南京武装攻击洋人，搞得国民党高层里外不是人，这时候蒋介石专心北伐，还没参与武汉中央的政治，武汉被左派几乎完全掌控。
之后鲍罗廷等人的信件和言行被捅出来，有摆布中国人的意思，要搞事，煽动中国民众攻打外国机构，酿成外交事件，要死人越多越好，这种言论爆出来，搞得大家都十分惊诧，汪精卫去问鲍罗廷怎么回事，之后似乎达成合作，鲍罗廷私下里说“汪精卫有野心，无宗旨，可以利用”，汪精卫则不知道怎么想的，许多左派人士过来问他苏俄到底如何对待中国人，汪精卫打包票说中俄是盟友之类的云云，后来有人为汪精卫开脱说他这时候并不知内情。
蒋介石则开始主张清共，武汉方面汪精卫宣布全军将士要捉拿蒋介石，按照反革命办，蒋介石推胡汉民上台，不承认武汉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宁汉分裂，这时候是1927年4月，共产党在汉口煽动民众敌视外国人，有许多人开始对外国人犯罪，之后汉口事件爆发，日本人杀了许多中国民众，武汉政府在此期间搞共产主义那一套，经济疲敝，外交、经济乃至于政治上都焦头烂额，使民众观感下降。
1927年张作霖率领奉军进驻北京，安国军内部有不少白俄部队，反苏思想非常强烈，加上张作霖倾向于日本，苏联当时比较弱小，又时值托洛斯基、斯大林等人内斗，加上被张作霖视为赤军、党军的国民党北伐军正步步逼近，于是张作霖开始了。
国民党人收到风声开始跑路，比如李石曾离京，跑到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会议，顾孟余在武汉，陈独秀也在武汉，李大钊则不跑路，坚信俄国人罩得住他，于是带着一干国民党人匿名跑入东交民巷俄国废弃兵营中，俄国人也表示会在有必要时给他们枪支自卫。
安国军侦察到国民党人住在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有联系，张作霖就请懂外交事务的部下吴晋想办法，吴晋去求了荷兰公使，说北京的罪犯在和俄国人一起组织叛乱，俄国人滥用了使馆区的庇护资格，有4000把手枪被他们运给了旧兵营里的国民党人。
于是东交民巷各国公使表示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公使团签字表示同意搜查，安国军进去以后开始抓俄国人和国民党人，当晚各国公使抗议说张作霖擅闯苏联使馆，而且张作霖宣称有4000把手枪，却没搜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还是亲苏的，苏联也是责备共产党而体谅蒋介石的，（俄国人的信件中说要利用蒋介石完成三民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属于社会主义一种，成功的话对苏联有益处，抨击鲍罗廷等人轻举妄动，破坏北伐）双方互相慰问，李大钊这期间被捕，供出了很多资料讯息，张作霖把这些东西编纂成册，发行起来，用以发起对北伐军的舆论攻势。
李大钊一开始是亲近同盟会，他接受了十年的私塾教育，只接受了两年西式教育，之后在北洋专科学的是法政，当时北洋的法政十分保守，他出来后参与了陈奕龙的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民党，思维还是倾向于中国古人，羲皇上人垂手而治的那种追求。之后又跑去早稻田，接受日本的保守教育，日本当时赤化思想比较多，他沾染上以后，回国逐渐号召青春之文化、青春之宇宙，反对中国旧文化，但总体上来说他还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1917年还在发表文章说中华是亚细亚的主人翁，有不能让的权利和不能旁贷的义务云云，死的时候也是作为国民党人而死的。
他写了很多文章赞扬孙中山，和他的民族主义，亚细亚主义，国民革命，他主张民主政治，民族主义，德先生赛先生进来，反对贤人政治，主张庶民胜利，主张亚细亚主义，说亚洲如果有一个国家是军国，那中国都不能好好的行民主政治，甚至世界都会被扰乱，而中国的国民革命若能成功，那样对英国都有影响，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未来是世界联邦，民族杂处的地方改成联邦，美洲组成全美联邦，欧洲组成全欧联邦（被他言中），亚洲组成全亚联邦，合美欧亚为世界联邦，把种族、国界完全打破，世界便大同了”。（1926年文）
总结来说，李大钊是国际主义者（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列宁的世界革命），富人家庭，文化水平较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有民族主义特征，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对于苏联来说他也不是忠臣，孤魂野鬼一个，强要给他立牌位，还是立在北伐军、国民党牺牲者的阵列中好，共产党把他说成是先烈，但他和陈独秀是一个路数。
家境问题，直隶地主家庭，一百多亩地，父母幼年早亡，靠爷爷养活（爷爷是经商起家，晚年回乡买地成为地主）。十岁时娶妻。
学历问题，上了十年私塾，1905年科举不中，同年取消科举，转入现代中学就读两年，考入北洋法政专科（同年爷爷病死，学费靠妻子在家经营），预科三年，专科三年，之后在天津、北京办报，参与革命党宣传，几乎被捕。局势恶劣后逃往日本，赴早稻田大学政经学科本科学习，成绩中流，本科二年级时蔡锷将军发起护国讨袁战争，李大钊为此回国，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他的专科时代学制问题参看北洋1904年开始的奎卯学制办法）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先是谋求对英美德法先进国家的学习，比之于”三代之德治“，认为西方的政治是仁义礼智信俱全再好不过，中国的政治则是狼子野心的僭主和大盗乡愿三千年来互相配合着抢劫和偷窃民众，但欧战以后，西方的形象逐渐不好了，中国知识分子也更迭，连着追求恢复三代大同世界的梦想一起捐弃了，开始流行物竞天择、集体主义、军国主义，要武德充沛，从德从日，这样才能救中国。另一方面有人则认为，中国不需要救，这么多年来的困境在于国家已经过时，中国的民众在常理中是绝对处于最低贱位置，任人欺凌，但如果换个想法看，列宁所主导的第三国际，四海皆兄弟，打破国家民族的限制，按照阶级联合，那中国的民众和最强国的民众也是可以同样待遇同样命运的，加上俄国革命的胜利，共产革命理论开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越来越传播，等于摆脱中国这个集体和带来的责任。
之后孙文越飞联合演讲，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成为孙中山部下，苏俄派来顾问，帮助国民党组织。期间值得一提的是李大钊力主利用中国北方暴动的农民如红枪会等组织，认为他们是可以利用的，“能够击败军阀，只需要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让他们知道工农民众只有自己团结起来”。
苏共在关于国民党的意见上，是主张利用国民党，然后抛弃他们。因此李大钊等人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但内部文件上，以大学指代共产党，以民校指代国民党，比如指一人入民校亦入大学，就是国共两党都入。
当时共产党被李大钊等人称为国民党中的共产派。
苏共的意见是对国民党徐徐化之，先利用，之后“如秋风落叶一般抛弃”，而陈独秀等人要武器，搞暴动，俄国在华顾问也这么想，苏共批评他们“轻举妄动”，李大钊则专心在北方为北伐军活动，联络了冯玉祥，促成了冯玉祥和国民党的联盟。把很多冯玉祥部下的军官发展到了国民党里，在这期间李大钊是国民党、北伐军势力在北方的重要领袖，和他一起同事的有同盟会大佬李石曾、顾孟余等人，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通缉李大钊、李石曾等人，李石曾躲入法国地界，李大钊躲入俄国使馆，之后依旧主持华北的国民党工作。
由于共产主义在一般的民众中的传播，和孙中山死去后国民党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各地的北伐军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土地改革和国际主义，一派则秉持传统思维，家国天下为己任，左派国民党搞土地革命，工人暴动，右派国民党中的一些人的亲属被游街，财产被瓜分，矛盾开始激化。
开始零星有争斗发生，比如国民党唐生智部下何坚旅长是地主家庭，被左派国民党共产，之后何坚一辈子都坚决反共，连女人孩子都不放过。下面打，上面也在骂，吴稚晖等人表示共产党在谋叛，在鸠占鹊巢，搞得国民党内部一团糟，国民党之后究竟要怎么做，按照这个趋势下去，党内愿意做俄国人的人还少得了么，中国要亡国了。比如北伐之后的长沙，国民党军人贴的标语“无产阶级的祖国是苏联”，“共产主义是中国的救星”之类的，共产派开始煽动反外国人情绪，在南京武装攻击洋人，搞得国民党高层里外不是人，这时候蒋介石专心北伐，还没参与武汉中央的政治，武汉被左派几乎完全掌控。
之后鲍罗廷等人的信件和言行被捅出来，有摆布中国人的意思，要搞事，煽动中国民众攻打外国机构，酿成外交事件，要死人越多越好，这种言论爆出来，搞得大家都十分惊诧，汪精卫去问鲍罗廷怎么回事，之后似乎达成合作，鲍罗廷私下里说“汪精卫有野心，无宗旨，可以利用”，汪精卫则不知道怎么想的，许多左派人士过来问他苏俄到底如何对待中国人，汪精卫打包票说中俄是盟友之类的云云，后来有人为汪精卫开脱说他这时候并不知内情。
蒋介石则开始主张清共，武汉方面汪精卫宣布全军将士要捉拿蒋介石，按照反革命办，蒋介石推胡汉民上台，不承认武汉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另立了一个党中央，宁汉分裂，这时候是1927年4月，共产党在汉口煽动民众敌视外国人，有许多人开始对外国人犯罪，之后汉口事件爆发，日本人杀了许多中国民众，武汉政府在此期间搞共产主义那一套，经济疲敝，外交、经济乃至于政治上都焦头烂额，使民众观感下降。
1927年张作霖率领奉军进驻北京，安国军内部有不少白俄部队，反苏思想非常强烈，加上张作霖倾向于日本，苏联当时比较弱小，又时值托洛斯基、斯大林等人内斗，加上被张作霖视为赤军、党军的国民党北伐军正步步逼近，于是张作霖开始了。
国民党人收到风声开始跑路，比如李石曾离京，跑到南京去参加中央政治会议，顾孟余在武汉，陈独秀也在武汉，李大钊则不跑路，坚信俄国人罩得住他，于是带着一干国民党人匿名跑入东交民巷俄国废弃兵营中，俄国人也表示会在有必要时给他们枪支自卫。
安国军侦察到国民党人住在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有联系，张作霖就请懂外交事务的部下吴晋想办法，吴晋去求了荷兰公使，说北京的罪犯在和俄国人一起组织叛乱，俄国人滥用了使馆区的庇护资格，有4000把手枪被他们运给了旧兵营里的国民党人。
于是东交民巷各国公使表示同意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公使团签字表示同意搜查，安国军进去以后开始抓俄国人和国民党人，当晚各国公使抗议说张作霖擅闯苏联使馆，而且张作霖宣称有4000把手枪，却没搜出来。
这时候蒋介石还是亲苏的，苏联也是责备共产党而体谅蒋介石的，（俄国人的信件中说要利用蒋介石完成三民主义革命，三民主义属于社会主义一种，成功的话对苏联有益处，抨击鲍罗廷等人轻举妄动，破坏北伐）双方互相慰问，李大钊这期间被捕，供出了很多资料讯息，张作霖把这些东西编纂成册，发行起来，用以发起对北伐军的舆论攻势。
李大钊一开始是亲近同盟会，他接受了十年的私塾教育，只接受了两年西式教育，之后在北洋专科学的是法政，当时北洋的法政十分保守，他出来后参与了陈奕龙的倾向于安那其主义的民党，思维还是倾向于中国古人，羲皇上人垂手而治的那种追求。之后又跑去早稻田，接受日本的保守教育，日本当时赤化思想比较多，他沾染上以后，回国逐渐号召青春之文化、青春之宇宙，反对中国旧文化，但总体上来说他还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1917年还在发表文章说中华是亚细亚的主人翁，有不能让的权利和不能旁贷的义务云云，死的时候也是作为国民党人而死的。
他写了很多文章赞扬孙中山，和他的民族主义，亚细亚主义，国民革命，他主张民主政治，民族主义，德先生赛先生进来，反对贤人政治，主张庶民胜利，主张亚细亚主义，说亚洲如果有一个国家是军国，那中国都不能好好的行民主政治，甚至世界都会被扰乱，而中国的国民革命若能成功，那样对英国都有影响，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未来是世界联邦，民族杂处的地方改成联邦，美洲组成全美联邦，欧洲组成全欧联邦（被他言中），亚洲组成全亚联邦，合美欧亚为世界联邦，把种族、国界完全打破，世界便大同了”。（1926年文）
总结来说，李大钊是国际主义者（孙中山的亚细亚主义，列宁的世界革命），富人家庭，文化水平较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有民族主义特征，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对于苏联来说他也不是忠臣，孤魂野鬼一个，强要给他立牌位，还是立在北伐军、国民党牺牲者的阵列中好，共产党把他说成是先烈，但他和陈独秀是一个路数。
用现在的词说是0号病人
还是超级传播者
还是超级传播者
万恶之源，但不是最糟的。
李大钊这种纯属苏共代理人，和王明一样。如果这帮人当权，没准还能相对正常一点，而且很可能在89——91年随着苏东集团一起入土。
但众所周知，后来中共的大权落到了瓦房店共产龙鸣派——毛腊肉等人手上。于是更加糟糕，而且“符合国情”，没那么容易倒。
李大钊这种纯属苏共代理人，和王明一样。如果这帮人当权，没准还能相对正常一点，而且很可能在89——91年随着苏东集团一起入土。
但众所周知，后来中共的大权落到了瓦房店共产龙鸣派——毛腊肉等人手上。于是更加糟糕，而且“符合国情”，没那么容易倒。
直接说个事儿吧。
李大钊被苏联派到中国来，极力宣传马列思想还能算作是本分。但是1926三一八运动时，公开发言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顾维钧陶行知等人都回忆过这一段）
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时，家里发现大量苏俄援助中共军火和李大钊绘制的地图以及如何勾结苏俄出卖外蒙古的证据，据说李大钊也是蒋介石发动清共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大钊被苏联派到中国来，极力宣传马列思想还能算作是本分。但是1926三一八运动时，公开发言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那里的人民也可以生活得更好“ （顾维钧陶行知等人都回忆过这一段）
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时，家里发现大量苏俄援助中共军火和李大钊绘制的地图以及如何勾结苏俄出卖外蒙古的证据，据说李大钊也是蒋介石发动清共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列主义共产党人才是真正的汉奸。李大钊:工人阶级无祖国。
陈独秀: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 周恩来:武装保卫苏维埃。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本质就是苏联老毛子安插在中华民国领土上，意图颠覆正统华夏，分裂中华民族的红色汉奸政权，谁信共产党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的罪人！
张作霖虽是土匪响马出身，但基本的民族气节还是有的，否则也不会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并处死是为民除害，这样公然勾结俄国共匪吞并中华的汉奸败类死有余辜！
要是汉奸李大钊、毛泽东不用汉字，用他爹的俄文就好了。
陈独秀:全世界无产阶级是一家。 周恩来:武装保卫苏维埃。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本质就是苏联老毛子安插在中华民国领土上，意图颠覆正统华夏，分裂中华民族的红色汉奸政权，谁信共产党谁就是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的罪人！
张作霖虽是土匪响马出身，但基本的民族气节还是有的，否则也不会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并处死是为民除害，这样公然勾结俄国共匪吞并中华的汉奸败类死有余辜！
要是汉奸李大钊、毛泽东不用汉字，用他爹的俄文就好了。
李大钊在1918年之前是一个国家保守主义者，你要认真看过他在1918之前的文章就会发现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是极深的，他赞美英国的宪政，为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暴行感到惋惜。他强调群德，透露出对政府训政的期望。
李大钊在1918年前后的言行反差是令人震惊的。他在许多事物上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如，1918之前，他说：国人不可以外交做为攘权之武器，1918之后他煽动学生上街，给政府压力。之前他说，北京的各式学社名为学社实为密党，之后他在俄国佬的帮助下，建立一系列学会。
他大概是在1918年秋天成为苏俄带路党的，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使他放弃半生所学，甘心成为莫斯科的肉喇叭。
李大钊绝不可能看不出来共产革命的幼稚与血腥，什么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能忽悠得了大学生不可能忽悠得了李大钊。
李大钊一开始就处在苏俄体系中的最核心，情报，军火的往来多经他手
李大钊在1918年前后的言行反差是令人震惊的。他在许多事物上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比如，1918之前，他说：国人不可以外交做为攘权之武器，1918之后他煽动学生上街，给政府压力。之前他说，北京的各式学社名为学社实为密党，之后他在俄国佬的帮助下，建立一系列学会。
他大概是在1918年秋天成为苏俄带路党的，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使他放弃半生所学，甘心成为莫斯科的肉喇叭。
李大钊绝不可能看不出来共产革命的幼稚与血腥，什么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能忽悠得了大学生不可能忽悠得了李大钊。
李大钊一开始就处在苏俄体系中的最核心，情报，军火的往来多经他手
他相当于有行动力的反贼，鲁迅之类相当于只会发帖的。
这需要讨论吗？李大钊这畜生就是一个民族汉奸民族败类！！！
为什么公务员不可以留胡子，你看李大钊就留了胡子
--日常和领导的对话
--日常和领导的对话
根據黨內刊物公開的各種傳記來看，腦殘無知的理想主義者。李大釗可能不擅長索多瑪的權力鬥爭，即使躲過張作霖的正義懲罰，也活不過後期的黨內各種肅反，更可能劉志丹一樣莫名其妙死了。
敢反抗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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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一张招人讨厌的脸，名字取得也很傻嗨，共产党早期最丑恶的传播者，一曲吃子弹受到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