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泽东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废除汉字拉丁化的主张？

我发现毛泽东早期思想和品葱上某些反华派很像，甚至蒋介石孙文当初都没毛泽东那么激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毛泽东曾经十分关注文字改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有一定程度的契合，所以毛泽东对拉丁化新文字给予了大力支持，使之得以在根据地试验推广。

（一）关注文字改革

文字改革的思潮，在中国由来已久。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新青年》开始，展开了文字改革的讨论。在讨论中，很多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认为，世界上的文字都要经过三个阶段：象形、表意、表音。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野蛮落后；在他们看来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例如，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陈独秀也赞同地回应指出：“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202页。）1923年1月，《国语月刊》第七期专门出版“汉字改革”号，胡适、蔡元培、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傅斯年等人发表文章，以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或赞同简化汉字，或赞同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并提出简化汉字和拼音文字的详细方案，使文字改革思潮一时达到顶峰。

此时，青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积弊已有了清醒认识，遂对其消极影响进行了尖锐批判。如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师友黎锦熙的信中指出：“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成为毛泽东在当时的文化追求。这样，毛泽东对文化界大力倡导的文字改革也萌生了兴趣。1919年9月5日，毛泽东读了黎锦熙所写《国语学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锦熙，表示“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04页。）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再次向黎锦熙表达了要研究文字学的愿望。他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79页。）

此后，虽然毛泽东投身革命，其研究文字的想法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对文字改革一直给予关注。

（二）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由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领导发起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受此影响，瞿秋白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在旅苏的10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得到文化界人士的大力支持。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转引自倪海曙编《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其实，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主张以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除因为“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外，其最大理由就是认为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要采取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使文字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利用，是拉丁化新文字倡导者的主要目的。（参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8、59页。）这一点，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探索和认识十分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