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HBO《Chernobyl》有感，如果现实中发生了威胁大部分国民生命安全的灾害，我国的科研工作者或者教授会顶着被“散布谣言”罪名逮捕的风险坚持说出真相吗？

有用的。墙外的重要信息，土共封得住讨论，封不住消息在关注圈子里的第一时间传播。
这次贸易战的事就是典型例子：如果土共的封锁那么有效，第二条股市就不会跳水。

所以最近土共拼命煽动反美情绪，也是寄希望于让人民能够在情绪驱动下主动排斥外媒消息。

高耀洁跑去美利坚以后，现在国内的舆论场正在逐步把艾滋病的锅甩给男同性恋群体。一些突发事件中说出真相的人仍然会有，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不再有人关心什么是真相。

小二举的例子很好，高耀洁和蒋彦永的爆料可是冒着巨大风险的。个人粗略的总结，风险主要取决于共产党在灾害的责任有多大，如果共产党的责任越大，则爆料人所承担的风险越大，倒是不怎么取决于受害人数。

会。问题是中共会不会采纳。
切尔诺贝利是放射性尘埃飘到欧洲他国去了捂不住。否则说不定整个pripyat城军事管制不准走，等死。
中共大饥荒的时候就是这么办的，不准出村子。相关规定直到2003年孙志刚事件才缓解。

我的想法是，在中国现在的新闻、政治环境，如果附近出了大事，赶紧走。GET THE F*CK OUT.

"三年自（ren)然(lei)灾害”不就是吗？显然没有。

绝对不会，科研工作者早就被驯服了，况且即便发声，也会被瞬间消声。虞超讲的那期视频里头提到可能科研人员直接就被放到大监控体系里的临时关注对象里了，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类似的事情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从上文提到的艾滋病和非典，再到包括地震中的低质量教学楼，再到PX项目和这几年的连续的化工厂仓库和爆炸事件。
艾未未揭露四川垮塌教学楼的质量问题，他的下场是什么？
面对PX项目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我们有机化学老师当堂开骂草菅人命（我本科化学系），可一帮粉红本科生不一样帮着中共洗脑维稳
连续的化工厂爆炸，根本不是技术难度的问题，高层施压让化工厂在安全隐患之下强制开工，安全规定被大量违反。出了事情也是能瞒就瞒。
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
这一切和chernobyl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完全就是chernobyl的翻版

以前，会
现在其实也会，因为只要不是傻子，都会把共匪的国家和家人的安危，做一个简单的权衡，只要不是纯傻子，都能明白共匪国家的所谓稳定，和家人的安危，恰好是反比
也就是
共匪的国家，面对外部/内部危害时，越危险
每个人的家人就越安全

而共匪面对外部和内部危害时，越安全，必然意味着大面积的屠杀和消声（文革，大饥荒，非典等等）那么就意味着家人越危险

所以处理过一次极端情况，基本就马上会走到共匪的反面，我当时年前，刚毕业没多久，还没完全意识到，只是开始觉醒

可能会有，但是说了也没有人会信。
墙外这些信息会人尽皆知，但墙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最多只会知道官方的“辟谣”。
同时无数人因为转发墙外信息被送进监狱，形成二次灾害。
可以参考非洲猪瘟，灾害越大，维稳力度就会比猪瘟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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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只是信息承载工具，用于信息交流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tem_id-194225
汉语主要问题是：体制削弱了信息承载量，弱化了交流功能

单纯从语言学来说，英语不如韩语设计得严谨。比如：韩语可以做到见字就能读，而且读音是唯一的。英语很多发音依然是遵循习惯的。比如coupon（'kuːpɒn]Q-pon), San Jose（jose读[həʊˈzeɪ]，西班牙语。）, VS（读['vɝsəs]，来自于拉丁文，不是就读“V""S"两个字母）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英文今天是世界上说的人最多，流传度最广，信息承载量最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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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要阻滞信息的流动。
从信息管理角度讲，统治者就是要人为制造信息不对称。最好就是自己知道一切，但是其他人都不能知道。

所以古代中国几乎所有专制律法，都是相仿设法实现阻碍民间信息的交流，只保留自下而上的信息通道。
比如户籍制度，就是不让人离开土地，这样它们携带的信息就无法传播开。再比如重农抑商，因为商人自己会携带大量信息，有利于信息传播。还有就是道路收费，古代官道都会设置层层关卡收费，也是为了把人民禁锢住，防止信息的流动。

今天的中国依然如此，所有我们感觉不合理的政策，本质上都是因为它们是从阻碍信息流动角度设计的。

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信息流动性比专制政府大得多。民主社会，也会去阻止一些有害信息流动，比如儿童色情信息等等，但是政府几乎不会去阻碍民众进行正常的信息交换。

信息交换的背后，是人类思想的碰撞，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制度有着专制无可比拟的创造力。
如果分开市场，各自封闭发展，那么民主国家的科技很快就能吊打专制国家。历史上已经无数次证明过这一点。

回到汉语上，汉语本身的工具性，其实还算可以。它有自成体系的诗词歌赋，也有复杂文艺作品，法律文书。在古代大家都是专制的时候，它的信息承载量和其他国家差不多。只不过它体量较大，显得信息更多。因此看起来比较先进。

但是到了现代，由于民主制度无可比拟的信息流动优越性，汉语承载的信息越来越少。中共专制制度确立后，依然遵循了信息封闭控制原则，到了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的思想几乎是荒漠。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很多人连学习资料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后来改革开放，开始大量翻译外国信息，才使得汉语承担的信息量重新恢复了一些，直到今天。
然而今天来看，中文信息承载量依然受制于体制，一个直观比较就是wiki词条数目：
https://www.wikipedia.org/
中文词条比日文还要少，只有法语的一半，英文的1/5的。

而另一方面，专制也使用了很多大量无效信息，去污染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

张维迎：中国语言腐败前所未有 中文已失去交流功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_eHivAe9jk

这使得，官方中文的交流信息功能非常低效，我们看中共官员报告，经常不知所云，昏昏欲睡，很简单的事情一定要长篇大论，避重就轻，甚至正话反说。每次领导下命令，都十分不明确，要下面人拼命揣摩上意。

这和民主政府的文书形成极度反差。比如美国政府从来不会下达什么"XXX精神”，它通知下级做什么，一定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指令。

所以，我对于汉语的前途的确有一丝担忧。语言是一种信息承担工具，用于人们的交流，但是如果语言的交流功能丧失，那么汉语的前途的确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