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新冠疫情发生在毛邓时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毛时期人口流动少,不用清零都很难扩散,但是至于医疗水平,死亡率估计会是德尔塔时期的印度(靠毛泽东思想治疗新冠肺炎)
邓时期由于改革开放,扩散难度比毛时期简单一些,至于会不会像后来胡时期的sars一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邓时期由于改革开放,扩散难度比毛时期简单一些,至于会不会像后来胡时期的sars一样处理就不知道了
毛时代有过一次类似的大流行病的,贵州流感。
1957年2月,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爆发了一种新的致命性流感 (见注释一),这场流感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大概两百万到四百万之间人口的死亡,当时全球人口约30亿,也就是约全球千分之一左右人口死于这场流行性疾病,至今仍可以说是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的、对人类危害程度第二的流行性呼吸道传染病。
这场流感,又被称为亚洲甲型流感(H2N2),在贵州爆发后,首先传到毗邻的湖南,由于湖南是众多交通要道连接地,紧接着传往全国。3月初,北京火车站附近开始出现疫情,到中旬十四区县全部出现感染情况,感染人数达数十万。4月传播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当月港英当局卫生部门报告的病例近30万,占总人口七分之一左右;6月美国和西欧也开始大规模爆发疫情。
整个疫情产生过四次高峰,即1957年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1958年的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法国在1957年秋季高峰期间,感染死亡人数约1.4万人;日本厚生省在1957年12月初宣布,全国超过104万儿童由于被感染流感而不能上学,3153所学校完全停课。
1957年大流行中,瑞典学校中空荡荡的教室
根据当时流行病学研究,1957年的H2N2流感,在患者感染病毒后,会产生2-4年免疫力,因此,经过几波大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多,也就实现了 群体免疫。同时,随着病毒传播范围急剧扩大,毒力也在剧减,到疫情爆发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疫情就逐渐消退,至1960年,疫情全面结束。
所以说,我们看1957年的大流感与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其相似的:
第一,这两次疫情都是WHO成立以后,人类具有全球系统的公共卫生后产生的疫情,因此有详尽可靠的科学数据做对比参照。
第二,爆发速度和发病规律基本相同。从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都是用时3-4个月;传播衰减速度也类似,都是前两年是高速蔓延期,第3年开始进入消退期。
第三,疫情产生总体死亡率类似,也就是病毒危害性很相似,前期死亡率都在1%上下,后期降到0.1%—0.3%之间。
第四,1957年大流感中已经出现了疫苗,二者都是经历了疫苗+群体免疫,最终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结束疫情。
(二)
因此, 1957年大流感的流行情况和应对措施,是我们处理当下疫情的最可靠参照物。中国本是这次流感的重灾区,但由于长期对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不重视,关于这场疫情的记载远远少于西方。
不过,好在当时卫生部门已经建立起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机构,大学的这方面研究也初步建立,苏德隆等杰出的医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数量不多、但是很专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公共卫生学常识,还原那次疫情。
从总体来看, 1957年流感的整体危害性不亚于本次新冠,传播程度更是远大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采取的是: 积极防御+群体免疫的策略,较为成功地克服了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具体参数指标和防疫措施,分析如下。
1.高感染率。根据北京市卫生防疫部门统计,1957年春季疫情高峰期间,学生感染率达44.6%,全市各集体单位中,仅登记报告之发病数就超过30.7万例(当时北京城区人口约300万,其中在单位劳动人口应该在150万左右)。
3月20日,清华大学有100多人患流感,到3月26日,全校患者增加到1600多人;百货大楼患者有400多人,男四中有200多人;前门北纬路旅馆客人有700多,一周之内感染者就达到200多。
1958年大流行期间,北京市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协助防疫
根据某部卫生检疫所对昆明六个单位、17629人的调查:1957年疫情高峰期感染者为7408人,占感染总数的41.8%;1958年疫情高峰期间感染者为2548人,占总数的18.17%;1959年对某单位485人的调查,感染率为16%。可见整个疫情是持续的反复的,但每轮感染人数逐步下跌,经过几轮传播,总体感染人数达7成以上,实现了群体免疫。
根据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处对军区7个单位的调查:1957年春季,陆军感染率在40%左右,而空军学员因为比较封闭,感染率仅10%;而医护人员和小学感染率最高,军区下属的长春某小学感染率甚至达72%。
根据兰州医学院的统计,全校共有学生及教职工756人,共有439人感染,发病率约为60%,基本实现群体免疫。自贡市第二中学共有学生1649人,经过1957年的两轮传播,感染者达到973人,发病率也总体达近60%。
如果说1957年的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在城市基本实现群体免疫后,1958年疫情向乡村蔓延。根据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9个公社、10918人的监测,1958年3-4月疫情高峰期间,感染人数约5439人,占总人口的近50%;而上海第一医学院对金山县张堰公社5272人的监测,1958年秋季疫情高峰中感染人数为2105人,感染率在40%左右。
总结以上案例看,每个地区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中,感染率都在40%以上,与今年春季香港疫情感染速度相似,经过数轮疫情反复后,感染率都达到6-7成。所以,说中国在1957年-1958年大流行中实现群体免疫,并不过分。
当时的公共卫生专家亦明确提出“群体免疫”的理念,比如流行病学泰斗苏德隆在1959年的研究中就提出: “当新的病毒变种出现时,决定流行姿态的主要是病原体本身,人群的免疫状态或者不起作用,或者仅起次要作用。变种屡次流行以后,免疫人口增多,病人经常以散发形式存在,此时决定流行姿态的已经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群的免疫状态”;“ 流行数年以后,人群对它产生较普遍的免疫力,发生了病毒的自然选择作用”。
出处:
https://www.iask.ca/news/178347
1957年2月,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省爆发了一种新的致命性流感 (见注释一),这场流感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大概两百万到四百万之间人口的死亡,当时全球人口约30亿,也就是约全球千分之一左右人口死于这场流行性疾病,至今仍可以说是仅次于1918年大流感的、对人类危害程度第二的流行性呼吸道传染病。
这场流感,又被称为亚洲甲型流感(H2N2),在贵州爆发后,首先传到毗邻的湖南,由于湖南是众多交通要道连接地,紧接着传往全国。3月初,北京火车站附近开始出现疫情,到中旬十四区县全部出现感染情况,感染人数达数十万。4月传播到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当月港英当局卫生部门报告的病例近30万,占总人口七分之一左右;6月美国和西欧也开始大规模爆发疫情。
整个疫情产生过四次高峰,即1957年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1958年的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法国在1957年秋季高峰期间,感染死亡人数约1.4万人;日本厚生省在1957年12月初宣布,全国超过104万儿童由于被感染流感而不能上学,3153所学校完全停课。
1957年大流行中,瑞典学校中空荡荡的教室
根据当时流行病学研究,1957年的H2N2流感,在患者感染病毒后,会产生2-4年免疫力,因此,经过几波大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多,也就实现了 群体免疫。同时,随着病毒传播范围急剧扩大,毒力也在剧减,到疫情爆发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疫情就逐渐消退,至1960年,疫情全面结束。
所以说,我们看1957年的大流感与2019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其相似的:
第一,这两次疫情都是WHO成立以后,人类具有全球系统的公共卫生后产生的疫情,因此有详尽可靠的科学数据做对比参照。
第二,爆发速度和发病规律基本相同。从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都是用时3-4个月;传播衰减速度也类似,都是前两年是高速蔓延期,第3年开始进入消退期。
第三,疫情产生总体死亡率类似,也就是病毒危害性很相似,前期死亡率都在1%上下,后期降到0.1%—0.3%之间。
第四,1957年大流感中已经出现了疫苗,二者都是经历了疫苗+群体免疫,最终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结束疫情。
(二)
因此, 1957年大流感的流行情况和应对措施,是我们处理当下疫情的最可靠参照物。中国本是这次流感的重灾区,但由于长期对公共卫生学和流行病学不重视,关于这场疫情的记载远远少于西方。
不过,好在当时卫生部门已经建立起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机构,大学的这方面研究也初步建立,苏德隆等杰出的医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数量不多、但是很专业的资料,让我们可以依据现代公共卫生学常识,还原那次疫情。
从总体来看, 1957年流感的整体危害性不亚于本次新冠,传播程度更是远大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的危害,中国采取的是: 积极防御+群体免疫的策略,较为成功地克服了这场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具体参数指标和防疫措施,分析如下。
1.高感染率。根据北京市卫生防疫部门统计,1957年春季疫情高峰期间,学生感染率达44.6%,全市各集体单位中,仅登记报告之发病数就超过30.7万例(当时北京城区人口约300万,其中在单位劳动人口应该在150万左右)。
3月20日,清华大学有100多人患流感,到3月26日,全校患者增加到1600多人;百货大楼患者有400多人,男四中有200多人;前门北纬路旅馆客人有700多,一周之内感染者就达到200多。
1958年大流行期间,北京市医务人员深入工厂协助防疫
根据某部卫生检疫所对昆明六个单位、17629人的调查:1957年疫情高峰期感染者为7408人,占感染总数的41.8%;1958年疫情高峰期间感染者为2548人,占总数的18.17%;1959年对某单位485人的调查,感染率为16%。可见整个疫情是持续的反复的,但每轮感染人数逐步下跌,经过几轮传播,总体感染人数达7成以上,实现了群体免疫。
根据沈阳军区后勤部卫生防疫处对军区7个单位的调查:1957年春季,陆军感染率在40%左右,而空军学员因为比较封闭,感染率仅10%;而医护人员和小学感染率最高,军区下属的长春某小学感染率甚至达72%。
根据兰州医学院的统计,全校共有学生及教职工756人,共有439人感染,发病率约为60%,基本实现群体免疫。自贡市第二中学共有学生1649人,经过1957年的两轮传播,感染者达到973人,发病率也总体达近60%。
如果说1957年的疫情扩散主要集中在城市,那么在城市基本实现群体免疫后,1958年疫情向乡村蔓延。根据山东省卫生防疫站对9个公社、10918人的监测,1958年3-4月疫情高峰期间,感染人数约5439人,占总人口的近50%;而上海第一医学院对金山县张堰公社5272人的监测,1958年秋季疫情高峰中感染人数为2105人,感染率在40%左右。
总结以上案例看,每个地区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中,感染率都在40%以上,与今年春季香港疫情感染速度相似,经过数轮疫情反复后,感染率都达到6-7成。所以,说中国在1957年-1958年大流行中实现群体免疫,并不过分。
当时的公共卫生专家亦明确提出“群体免疫”的理念,比如流行病学泰斗苏德隆在1959年的研究中就提出: “当新的病毒变种出现时,决定流行姿态的主要是病原体本身,人群的免疫状态或者不起作用,或者仅起次要作用。变种屡次流行以后,免疫人口增多,病人经常以散发形式存在,此时决定流行姿态的已经不是病原体,而是人群的免疫状态”;“ 流行数年以后,人群对它产生较普遍的免疫力,发生了病毒的自然选择作用”。
出处:
https://www.iask.ca/news/178347
毛邓时期,不会如同傻习一样清零,毛虽然清理麻雀等等,但实话实说,那是群众运动,是运动,田间地头,很多人还乐在其中呢。傻习的动态清零,是群众静止。还有,别忘了,毛时代民间是可以持枪的。
邓时代也不会。邓是很务实的,把一个城市的人全部关起来长大一个月,啥事也不做,就为一个大号感冒?
对毛邓,都是不可思议的。
习的动态清零,本质就是王沪宁的花式辩论。
要知道,王沪宁率领的复旦大学大学生辩论队,可是在狮城新加坡的辩论大出风头,夺过冠军的。它很在乎赢,即便通过诡辩的方式。
傻习的很多政策,都带有王沪宁花式辩论的风格。
很巧合的是,王沪宁也是上海人。
邓时代也不会。邓是很务实的,把一个城市的人全部关起来长大一个月,啥事也不做,就为一个大号感冒?
对毛邓,都是不可思议的。
习的动态清零,本质就是王沪宁的花式辩论。
要知道,王沪宁率领的复旦大学大学生辩论队,可是在狮城新加坡的辩论大出风头,夺过冠军的。它很在乎赢,即便通过诡辩的方式。
傻习的很多政策,都带有王沪宁花式辩论的风格。
很巧合的是,王沪宁也是上海人。
毛时代就看今天的北朝鲜
邓时代就看江胡时代(邓政策的继承人)的非典应对策略
邓时代就看江胡时代(邓政策的继承人)的非典应对策略
一个千条、万条最高指示,只管杀人。任何灾害都是它的天助。另一个白猫、黑猫与国际接轨,先填饱肚子再说。只要能讨得国际援助,不在乎矮洋人一头。现在这个属蛇的,明为争口气,暗地里捞黑钱,面子、里子双丰收,真它娘的是个天才。
腊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把病毒彻底消灭,革命群众可以放心了
坦克:感谢病毒帮我控制人口,革命群众早该图图了,来人给我放毒,不许停
坦克:感谢病毒帮我控制人口,革命群众早该图图了,来人给我放毒,不许停
跟今天也差不多
朝鲜战争时期有污蔑美军在满洲使用生化武器的故事
不过考虑到当时匪区闭关锁国 不会影响到全球
苏联会毫不犹豫的关掉跟匪区的边界
朝鲜战争时期有污蔑美军在满洲使用生化武器的故事
不过考虑到当时匪区闭关锁国 不会影响到全球
苏联会毫不犹豫的关掉跟匪区的边界
毛泽东根本不在乎,邓小平倒是会处理得比习包子好,邓是中共统治者中最务实的那个
毛邓乃至西方都不会为了保护老人不被病死而让整个国家封闭,所以这也是习近平清零的一个“创新点”
毛邓是单纯的不在乎,西方国家会估算人命成本。虽然生命无价,但是穷一样会导致折寿,所以当你不计代价保护一些人不被病死的时候,实际上有更多的人因为收入下降社会福利减少其生活质量乃至寿命受到影响。这个不是啥内部秘密,美国交通部门和fda都有很明确的人命成本,当议员诡辩“生命无价”试图为一些保护不了几个人的项目索要高额经费的时候,他必须面对生命成本的问题。
习近平未必不了解这些公开的信息,但是他就是选择利用中国百姓的无知玩信息差,这是他最邪恶的地方
毛邓是单纯的不在乎,西方国家会估算人命成本。虽然生命无价,但是穷一样会导致折寿,所以当你不计代价保护一些人不被病死的时候,实际上有更多的人因为收入下降社会福利减少其生活质量乃至寿命受到影响。这个不是啥内部秘密,美国交通部门和fda都有很明确的人命成本,当议员诡辩“生命无价”试图为一些保护不了几个人的项目索要高额经费的时候,他必须面对生命成本的问题。
习近平未必不了解这些公开的信息,但是他就是选择利用中国百姓的无知玩信息差,这是他最邪恶的地方
毛、邓、江、胡,都不会清零,只有习包包才会。
其他人就不说了,就说毛好了,毛搞的运动最多显示他对于科学认知的不足,但是动机方向是超英赶美。毛常识还是有的,不会为了这点死亡率就不要生产的。
习包包纯粹是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红利,但是对于他个人而来,清零到最后,肯定是他个人的负资产。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习包包不但不懂科学,也不懂常识,然后周围又没人敢说话。所以普通人都知道,习包包不知道。
其他人就不说了,就说毛好了,毛搞的运动最多显示他对于科学认知的不足,但是动机方向是超英赶美。毛常识还是有的,不会为了这点死亡率就不要生产的。
习包包纯粹是为了捞取自己的政治红利,但是对于他个人而来,清零到最后,肯定是他个人的负资产。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习包包不但不懂科学,也不懂常识,然后周围又没人敢说话。所以普通人都知道,习包包不知道。
老邓会很务实!!!
吃药救命最要紧!
这点我相信邓公
吃药救命最要紧!
这点我相信邓公
毛时期看朝鲜
邓时期看印度
不管怎么处理,基础是经济
邓时期看印度
不管怎么处理,基础是经济
这个问题不需要假设, 几十年前中国把没有完全灭活的禽流感疫苗打到解放军身上造成了一次全球流感(后来中科院某位科学家承认了)
规模危害小一些 剧本基本模式差不多
https://pincong.rocks/article/id-33597__sort_key-agree_count__sort-DESC
规模危害小一些 剧本基本模式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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