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化身—周恩来（作者：刘仲敬，注释：冬川豆）

周恩来（1898-1976）出身于移民淮安府的绍兴师爷家庭。

师爷文化代表士大夫文化的阴暗面。士大夫教育强调正色立朝，匡正朝廷的滥权和腐败。士大夫教育的失败者很容易相信、而且说服社会相信：他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社会太黑暗。师爷教育强调办实事不择手段，主要职能就是为士大夫办理那些违背儒家伦理、然而对于帝国秩序和主官前程必不可少的灰色事务，自始至终不能指望分享儒家的道德操守和自我陶醉。师爷教育的失败者除了承认自己无能以外别无选择，社会对待不够精明能干的坏人是毫无怜悯的。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的家庭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由绍兴迁到沧州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

他父亲周邵纲1在师爷的学业方面完全失败，只得满足于零零散散的差使，常年为族人所轻。周恩来刚刚出生，就过继给早逝的叔父周贻淦为嗣，由守寡的嗣母陈氏抚养。他年龄不到十岁，生母和嗣母就都去世了。他在族中无依无靠，自然养成阴柔、敏感、隐忍的性格。

1910年，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2北上谋职。东三省总督衙门当时正在试办新政，空缺较多。周家通过未来的国务总理钱能训，觊觎税吏的差事。3这个无人需要的孩子跟着长辈，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和私塾，在奉天和天津领略了刚刚起步的新式教育。模范学校模仿日本学制，吸引了大批满洲富人的子弟。税吏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灰色收入相当丰厚。周恩来从此穿上了明治风格的校服，戴上了大檐帽。

师爷的基本功包括代上级草拟公文，对少年周恩来的学业颇有帮助。他的作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堪称民国秘书公文体的经典，因为这些公文的作者都是周恩来的同类。新式教育未能产生西方式的社会，却降低了毕业生的阶级地位。大清的优等生直接做官，民国的优等生只能给并非考试产生的官员做秘书。

这篇文章当时就获得了模范作文奖，收入著名教辅书《学校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和《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上海大东书局）。其文曰：


“最可宝贵、最有价值而又最触动同学诸君之种种感情者，非我东关模范学校成立第二周年纪念之今日乎？念兹小时，一刻千金，拍掌欢呼，全校同庆，亦云盛矣。然余一霎时而怃然，回忆昔日改组成立时，缔造之艰难，气象之萧条，岁时再历，同学旧友，十存六七。抚今追昔，神为伤已。一霎时，余又欣然，睹今日校舍之宏，人才之盛，跄跄济济，肃肃雍雍，珥笔者纪盛事，观光者相劳慰，已足称一时之嘉会也。而一霎时，余更嗒然。夫创之既艰，后难为继。今年今日，进步逾于去年今日；明年今日之进步，未审亦如今年之于去年否也？嗟呼！负此责任者谁乎？其惟吾校校长、教员诸公已耳，其惟吾校全体诸同学已耳。余深爱此最可宝贵、最有价值之第二次纪念日，即不能不厚望我最可钦佩、最有学识之校长、教员诸公，更不能不厚责我最可危险、最有成就之全校诸同学也。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校长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教育美满，校风纯正，则此纪念日乃可因之而永久。由第二周年，以至第三周年，而达于无穷期之周年者，实赖我司教育诸公之热心维持而已矣。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同学其博学乎？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同学其审问乎？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差以毫厘，谬之千里。同学其慎思而明辨乎？学矣，问矣，思辨矣，而犹或浅尝辄止，见异思迁，躐等以求进，自是而非人焉。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难矣。如是，则书不将虚此读，业不将虚此习，师不将虚此教诲，友不将虚此切磋，吾模范学校不将虚此造就，而两周年之光阴不又将虚此度过也哉！惟望吾全校诸同学惕然自警而已矣！余于此纪念日中抒此谬妄，其以前所云者，为吾校司教育诸公望；其以后所云者，为同学诸人勉。韪我罪我，所弗计也。然而去年今日往矣；今年今日，未往而已往矣；明年今日，他年今日，余将拭目而观吾东关之模范学校，更观吾全校同学之学生。”


1913年7月，周恩来毕业。同年8月，他考入南开中学。1917年毕业后，他留学日本。由于日语成绩太差，报考的几家学校都不肯录取他。他写信给国内的同学说：“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所难者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是为病耳。官费考试在明夏，届时背城一战，十有九必败。缘来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优游性成，诚难有把握矣。”

他在这方面酷似李大钊，精力主要用在留日同学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合纵连横上面。显然，他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活动。预备性质的政治活动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对他仍然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人是不适合读书的，因为谁在违背自己内心渴望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发挥最佳水准。他明白这种生活方式的下场，在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取官文学校，此羞终不可洗。”幸而南开在此时决定开办大学部，准许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免试入学，才挽救了他的面子，然而老虎即使从小像兔子一样养大，一旦尝到鲜血的滋味以后，就不可能回去吃草了。他在南开大学同样荒废课程，集中精力搞学生运动，结果被学校开除。


国民党作为学生运动的主要唆使者和受益者，不会亏待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1920年代的勤工俭学运动源于国民党文化左派和共产国际欧洲代理机构的合作4，为下一阶段的远东渗透培养职业革命家。1921年，周恩来毫不意外地在巴黎加入共产党。1922年，他出任欧洲支部书记。周恩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借用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5推动勤工俭学的合法外壳，在国民党的培养基地内部建立共产国际的培训网络。

周恩来在此后的四年内，频繁奔走于柏林和巴黎之间，一面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一面将党团骨干分子送往莫斯科学习深造。1923年3月18日，他护送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等十二人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年11月，他又选送刘伯坚、李合林等十余人赴苏联培训。叶剑英、朱德、聂荣臻、蔡畅、陈毅、郭隆真、李立三、李维汉、邓小平、李卓然都是他发展的党员，莫斯科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1924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命令他回广州参加革命。邓小平和李富春接替了他在欧洲的任务。北伐以后，他在欧洲培养的旧部陆续渗入远东。这些人和他在广州革命政府培养的干部合流，构成了远东各支部未来数十年的核心和骨干，没有任何人能够取而代之。


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首脑鲍罗廷接到季米特洛夫的信函，立刻委派周恩来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前任戴季陶和邵元冲都把自己的角色理解为思想教育和理论指导，对组织工作无所作为。蒋介石校长对他们的消极态度很不满意，希望周恩来迅速扭转局面。事实证明，周恩来没有让他失望。

周恩来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了校军教导团，将每周政治学习规范化，将连坐、监视、告密体系深入到基层。蒋介石东征陈炯明途中，周恩来的政工部门又发挥了协助征发民伕和物资的任务。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第一军成立后，周恩来以少将军衔出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新锐，多次公开宣称周恩来和邓演达是他最得力的左膀右臂。黄埔学生军是党军的实验，随后就向各军推广经验。

《政治周报》宣称：“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面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发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6 总体战从此降临东亚，习惯民民分离的老派人无所适从。政工部门的权力凌驾于军官和地方官之上，通过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将他们完全架空了。

蒋介石出力，周恩来摘桃。学生军赶走了陈炯明，预演了塔利班对马苏德的胜利。周恩来跟在蒋介石的背后，成立了中共潮梅特委（后来的汕头地委），筹备革命新区的党建工作。党建工作一旦完成，社会重组就要次第展开。旧式的地方精英和民众习惯于统治者来来去去，谁都不会变更地方秩序，现在才发现大祸临头，然而为时已晚。

周恩来解散了“劣绅”（也就是革命者无法统战的士绅）占据主导地位的各县议会，取缔了“工贼”（也就是革命者无法统战的工会领袖）把持的各工会，将地方报纸《平报》改组为《岭东民国日报》，强迫各商会预征房租资助革命军，将党员派进各地司法机构，配合党部领导的群众组织揭发人，上演人民检举和人民审判的滑稽戏，不出半年就从土豪手中榨取了袁世凯和陈炯明在民初十年都没有得到的巨款，为下一阶段的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和卓越的示范。7


革命政府在粤东的举措，促使大批难民逃入英国保护的香港，也刺激香港本土的华人士绅组织民团，协助大英帝国维持地方秩序或反革命秩序。香港华人社会政治意识的觉醒，周恩来和蒋介石功不可没，而且不是最后一次。没有及时逃走的人，不久就要在革命的下一阶段，通过分吃人肉，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陈炯明苦心经营的粤东自治模范区，一度同时得到西方传教士和苏联党代表的赞美，就此毁于一旦。

革命阵营决定在两次战役之间重演五卅事件8 的布局，考验大英帝国维护远东秩序的决心。周恩来率领的东征军两个营、学生军一个营共两千余人脱下军服，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入侵沙面英租界。如果英国人抵抗，就算是帝国主义屠杀无辜平民。如果英国人不敢抵抗，便衣兵就会占领租界。革命政府无须承担撕毁国际条约的罪名，就能在事后惊讶地发现英国人“自愿放弃”了条约权利。

英国人坚定地还击，当场击毙了五十多名便衣兵，包括一团三营营长曹石泉（共产党员）也中弹牺牲。周恩来仅以身免，身边的卫士都被打死。9所谓的“沙基惨案”拯救了香港殖民地，正如所谓的“五卅惨案”拯救了上海自由市。鲍罗廷知难而退，声称直接对抗只会让革命军吃亏。蒋介石在获得了苏联追加武器援助的保证以后，勉强接受了苏联的要求，暂时满足于在日记里天天痛骂帝国主义。10


蒋介石很高兴周恩来为他清扫道路，直到他发现戴季陶的党羽和周恩来的党羽开始在黄埔军校内部掐架。蒋介石是个缺乏思辨能力的军人，一开始似乎觉得双方都是在争执一些毫无实际价值的学术问题。他在这种辩论当中根本插不上嘴，只能像傻瓜一样不断呼吁：任何人破坏团结，都是对不起那些在东征中死难的弟兄。这种弱智的处理方式自然压制不了任何一方，冲突终于发展到影响军事纪律的地步。

蒋介石虽然不会讲理论，却受不了部下不服从命令。他还没有当上国民党领袖的时候，很高兴周恩来用群众路线架空和赶走了前辈。他自己当上领袖以后，就开始觉得周恩来的秘密组织分割了他本来可以得到的权威。他最初不想赶走周恩来，只想让周恩来的党组织服从军事长官的命令。任何军官都有理由认为，双重指挥系统其实是在帮助敌人。

蒋介石首先召集革命军政人员联席会议，要求周恩来公布加入国民党和革命军的共产党员名单。总司令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一贯论功行赏，人人都能看见，绝对不会歧视任何部下。同性恋者如果索取加入美军的权利，一定会对蒋介石这样的左派领袖感到满意，即使对克林顿总统都不过如此。列宁主义者会怎样利用粉红色开明人士的平等原则，那就不用过多解释了。总之，两人是注定要反目成仇的。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和汪兆铭公开反目。两人都指望苏联支持自己，而苏联代表布勃诺夫决定支持蒋介石11。蒋介石自己都承认自己是在赌博，但他赌赢了。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对赌局几乎没有影响。他自己像以前和以后一样，什么都不明白：“事前反对此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12

关键因素在苏联的内部斗争，蒋介石只是在二十年代后期一直运气特别好而已。布勃诺夫是斯大林的人，斯大林正在忙于打击托洛茨基。二十年代中叶的苏联特派员往往是托洛茨基的人，包括加拉罕。斯大林如果没有及时捆住他们的手脚，他们早就把苏联拖进反对张作霖和日本的战争当中了。郭松龄兵变只差一点点就要变成远东军和关东军的东北亚华沙战役。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这场战役很可能把张作霖和满洲变成远东的毕苏斯基和波兰。

斯大林的力量来自农民出身的新党员，托洛茨基英明地断定这些马克思钦定的小资产阶级早晚会走上热月道路13。土鳖党从来没有见过欧洲和世界，莫斯科的特供商店足以让他们喜出望外。他们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比较谨慎，不愿意冒损害苏联利益的危险。托洛茨基的军事情报系统和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系统主要由列宁的老近卫军组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际恐怖分子。

他们习惯在巴黎和柏林花天酒地，把莫斯科的珍宝和美女看成瓦砾和乡巴佬。他们和列宁一样相信俄罗斯只配做世界革命的引线，在短期内烧光都没有什么可惜的，即使毕苏斯基破坏了他们重返柏林的大计，上海和哈尔滨的黄金外币也比莫斯科的配给证和特供品强。因此斯大林希望国民党充当苏联的避雷针，托洛茨基希望苏联赤膊上阵为世界革命牺牲。斯大林的人马如果反对蒋介石，就会将苏联推向托洛茨基希望的路线。14


苏联代表一发言，故事的结局就确定了。陈独秀在《向导》上表白：“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第二，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都不是疯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疯想建设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蒋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传的相反，不但主张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统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军事的环境，谁破坏革命势力统一，谁便是反革命。”

张太雷在《人民周刊》上表白：“反革命势力进攻我们最厉害的方法就是离间我们的内部；我们内部团结稍不巩固或我们的革命领袖稍存疑虑，反革命势力立刻就乘机进攻；所以我们要严密我们的团结，我们的领袖要稳定而一致，才能防备敌人的阴谋。”汪兆铭愤而出走，蒋介石一时接管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再也无法拖延，公布了打入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身份。其中三十九人得到消息，立刻宣布退出共产党。事件的祸首李之龙表现最为积极，在1926年5月18日的《广州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共产党从来不以擅长原谅著称，周恩来直到五十年代还没有忘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写材料证明李之龙确实是叛徒15。


蒋介石的运气还没有用完。他越来越习惯把自己的任性当作高人一筹的英明和道德，将苏联的援助投入了苏联并不希望的北伐战争。陈独秀用理论来反对，但拗不过斯大林的迁就决心。鲍罗廷系统在斯大林的支持下，把持了北伐军的主要工作。上海远东局集中了维金斯基16的班底，更多地保留了列宁和托洛茨基执政时期的风格，但在资源争夺方面已经落了下风。

他们决定在上海复制十月革命，因为地下活动和城市暴动才是真正的苏联风格。蒋介石和鲍罗廷的军事行动看上去就很像波拿巴主义，非常符合托洛茨基喋喋不休的热月路线。远东局将周恩来调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发挥他搞地下活动的特长，尤其是为了暗中维护老近卫军和世界革命的路线，延缓热月党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庸人官僚主义不可避免的和平演变。周恩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时也制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波拿巴主义迎面相撞的危险格局。

如果你用纯粹的列宁理论来解释历史，四一二事变就是这两种主义的对决。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需要绞尽他为数不多的脑汁，牵强附会地解释为什么蒋介石的胜利应该怪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政策。这些理论即使以苏联标准判断，都没有丝毫说服力，结果一切责任都推到陈独秀头上，尽管／或者不如说正因为他没有决定任何政策。陈独秀对清党的责任和江青对文革的责任是差不多的，主要说明了两件事。第一是弱者永远没理，因为有理没理本身就是由实力和成败决定的。第二是文人最适合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最喜欢装出比实际更重要的样子。


四月十六日，维金斯基和周恩来领导的特务委员会决定恢复红色恐怖。他们通电讨蒋，宣布错误的妥协才是失败的原因。特务委员会以租界为根据地，重启党军进驻以后暂停的勒索活动，却未能换回失去的革命高潮。共产国际的内部纠纷和鲍罗廷的嫉妒严重妨碍了他们的工作，直到斯大林最终战胜他的所有对手。周恩来赶到武汉，企图在两湖地区组织红军，但共产国际的拨款出了问题，以致功败垂成。17消息泄露后，汪兆铭开除了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员。

七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加伦、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占领南昌，然后立即重返广东，从海路接受苏联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国际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李济深的广州四一五清党比汪兆铭彻底得多，迅速派出陈济棠的部队强占汕头。苏联援助还没有到达，汕头港口已经陷落。叶挺闻讯，充满绝望地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贺龙闻讯，充满希望地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18

周恩来从海路逃往香港，再从九龙乘船返回上海。他除了组织部和中央特科的工作外，还负责文化渗透，例如替名义领袖郭沫若照料创造社及其刊物。周恩来根据斯大林的干部党原则处理组织工作和情报工作，苏联培训的干部、军官和情报人员都由他分配调遣。他在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和电器、机械等店铺，用来向苏区输送物资，并作为交通联络点，还在上海和武汉建立了军事培训、兵运培训、匪运培训速成学校。

陈赓、康生、李克农、顾顺章、钱壮飞都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同时参加了协助徐恩曾和戴雨农组建中统和军统的工作。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比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资格老、资金多、技术强，一直是后者的教师和模范对象。双方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上海资本家、渗透和统战满洲军政机构两方面都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产生了既长期合作、又残酷斗争的微妙关系。双方在上海黑社会的羊肠小道上，经常共享和交换金钱、信息、线民和情妇（共产国际的账单包括专门的情妇开支项目）。

周恩来作为他们的领袖，首先跟施存统和张太雷分享情妇王一知，然后又跟理查德·佐尔格分享情妇张文秋19（她的名字出现在共产国际的专职情妇薪水册上。专职情妇在远东局的地位类似孙二娘在梁山的地位，只是除了开店卖包子和发送情报以外，还要负责给她招待的情报人员提供临时女管家服务和临时情妇服务。）


米夫20 接管远东局的工作以后，将他的学生王明推上了中国支部的领导位置。新中央准备进驻赣南，首先派周恩来和李克农去苏区清道，揪出混入革命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富农）路线支持者（例如毛泽东）和军阀主义者（例如朱德）。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毛泽东打入一生的最低谷。周恩来以苏区中央局书记名义摄政，直到博古和张闻天进驻赣南。

毛泽东见势不妙，立刻知趣地病倒，躲进了传教士留下的长汀医院，在此后的两年内写了无数检讨。周恩来接管了他交出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决定饶他一命。其他共产党员对这种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宽容极不满意，纷纷要求置毛泽东于死地。项英表现尤为激烈，指出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和他的思想意识不可分割：他不懂马克思和列宁，只懂《三国演义》和《金瓶梅》。

毛泽东后来悻悻然地回忆说：“那时候不但没有一个人上门，一个鬼都没有。”其实他心里明白，应该感谢周恩来，因为处在他那种处境的大多数人，本来应该是没有一个人上坟才对。项英并没有看错毛泽东，他确实是农民小知识分子：擅长以妾妇之道事人，效忠／认罪／喊冤／叫屈都是表演。他后来抱怨斯大林爱蒋介石超过爱他，也是同样的口吻，意思相当于女人说男人不关心我，只代表索取更多照顾的希望，不能从字面上理解。


蒋介石和斯大林的谈判、远东局的解散、红军的西窜发生在同一时间段，都是斯大林推行“人民民主”新战略的一部分。斯大林本人后来得意地教导毛泽东，人民民主乃是最新的欺骗手段，对付那些渴望上当的资产阶级21。新政策最终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样赤裸裸的颠覆机构，远东局自然落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下场。新政策要求欧洲各国共产党加入社民党、激进党等进步势力主导的人民阵线，共同对付更加可怕的希特勒同志，为苏联充当人肉盾牌。

国民党显然就是这一政策远东部分的社民党，抗日统一战线显然就是远东的人民阵线。上海中央和赣南苏区作为远东局的下属机构，理所当然要随着远东局一起牺牲。蒋介石如果真正理解斯大林的行为模式，就会明白斯大林已经把远东支部作为见面礼送给他，贿赂他接受苏联－国民党抗日联盟，在日本人面前扮演“向我开炮”的自杀英雄，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期间全被杀光，斯大林也不会觉得比牺牲希腊和波兰共产党人更心疼。

然而，蒋介石总是以己度人。他以为斯大林会关心自己的人质部下，犹如他自己关心蒋经国，放共产党一条生路，能够在中苏关系方面发挥不亚于蒋经国回国的正面影响。他把这种动机体现在军事部署，连陈诚这样的嫡系都看出其中奥妙，自然不能责怪李宗仁白崇禧之流沿途放水。斯大林由此看清了蒋介石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本性，以后就不断用恨铁不成钢的教育口气对他说话。

周恩来和大部分共产党人已经认命，准备服从斯大林的安排，把自己当成死人。毛泽东突然拿出三国水浒的流氓手段篡党夺权，本来不会有什么成功机会的，但没有人会为自己刚刚扔进垃圾箱里的废品跟拾荒者打架，死人更不会反对强盗剥掉自己的衣服。张闻天和周恩来在整个西窜期间，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但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只有像行尸走肉一样跟着走，直到在瓦窑堡恢复了苏联和上海的联系。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特殊关系从此确定。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是苏联的人，而且始终敬畏苏联的秩序。毛泽东自己不太喜欢苏联的秩序，主要是离不开苏联的资源。他对周恩来采取了一面控制，一面分化的政策，用刘少奇分化周恩来在组织系统的力量，用康生分化周恩来在情报系统的力量。只要斯大林承认他制造的既成事实，他就无需担心周恩来反扑。周恩来很快理解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安排，及时抛弃了王明。


这时，张学良给周恩来送上了一份大礼。他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接替冯玉祥在西北的地位。满洲的财政体系高度依赖以正金银行为核心的日本－朝鲜金融体系，习惯丰衣足食。流亡关内的东北军依靠蒋介石零零碎碎的补给，痛感今不如昔。只有苏联才能填补日本留下的空缺，张学良天真地以为自己不会比冯玉祥差。他居然没有想到：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他永远是张作霖的儿子。斯大林仅仅出于谨慎，就不可能信任他。

周恩来明知斯大林的怀疑态度，还是故意让张学良觉得西北联合政府大有希望。1936年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向延安进发。4月9日，他们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一座教堂内会谈。会谈的结果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起兵以后才发现：斯大林非但没有同意接纳他，而且还怀疑他在日本唆使下破坏蒋苏联盟。张学良发现上当，但已经为时太晚了。周恩来不再理睬这个丧失统战价值的对象，赶到杭州跟蒋介石谈判。

蒋介石已经跟斯大林达成默契，因此态度异常爽快。他希望两党永久合作，即使在他死后也不分家，以免给英日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