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华强国梦如何腐蚀知识分子心智?以民国时期各种“救国运动”为例
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就一直在寻求摆脱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条约所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种种规则及对中国政治的干预;战败被精英分子认为是极大的耻辱,而胜过西方列强所带来的物质和文明进步。经过不断的思索和政治实践,中国的精英分子逐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将全体中国人都统摄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这个政权能调动和集聚中国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够强大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与干预。而这一共识也得到了大众的响应。
最早的强国方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军事。然而,洋务运动未能经住战争的检验。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转入制度层面,效仿日本搞“君主立宪”,结果 “戊戌变法”和后来的立宪政改也宣告失败。继尔,“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专制,建立起所谓的“共和制”。
“君主立宪”是对日本的盲目模仿,没有搞清楚日本与中国的诸多不同。中国是无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相对于皇权专制,君主立宪实际上是要削弱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而削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与中国人希望迅速凝聚在一起的愿望相违背的。.....
而革命党人建立的“共和制”,其真实目的是要建立让有才干者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废弃皇权专制“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国家的强大与否与国家领导人的才能密不可分,.....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在孙中山看来,共和体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仍然如皇帝一样不受限制,但不能由前任皇帝的儿子来接任皇帝,而要“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这就是孙中山对共和的理解和诉求。
但废除皇权专制后,精英分子只好把西方共和制度照搬过来,把共和的架子搭了起来。但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同,精英分子无法良好运行分权的议会制度,造成北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建立不起秩序。最终,大家都认为议会民主还不适合中国人。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于是,袁世凯走老路,用恢复皇权专制以重新集中权力。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反对而失败,不能再搞“家天下”已成为了广泛共识。而孙中山则走了一条新路,仿效俄罗斯,通过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国制来重新集中权力。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的长远规划。党国制满足了近代中国精英和大众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和呼唤强有力领导人的内在需求。
如果说“辛亥革命”废除皇权是解决如何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的问题,那么“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宗法家族则是解决如何动员凝聚民众的问题,以赋予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两者是相呼应的,两者都为中国从俄罗斯引入党国制奠定了基础。
五四新文化时期,精英分子沉痛地将中国的积弱贫穷归因为儒家的宗法家族。传统社会,奉行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君权父权夫权三重管辖,除了要听从君王的,还要听从父母和丈夫的,相互之间难免有冲突。于是导致了中国“一盘散沙”,无法将全体中国人民动员和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中国纵然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但因为“一盘散沙,却是一个弱国。西方国家和日本虽小,但人民团结,却很强大。于是就发起“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学说,反对儒家的礼教。......
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自由。但并非将之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强大国家的手段。因为西方国家科学发达,提倡自由和民主,强大了。所以中国也应当效仿。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将科学、民主和自由当成目的来追求,而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是其结果。新文化知识精英把逻辑关系搞错了。新文化反儒家的“三纲”,针对的仅是父权和夫权,这两权是宗法家族的价值基础。将个人从父权和夫权下解放出来的目的是让国民集结于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真正为了个人自由。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新文化运动将男女青年从家庭的管教下解放出来,是不会爆发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从政治宣传而言确实是“爱国主义”运动,本质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存在的最高价值是为国家利益而奉献牺牲。科学、民主和自由确实不是新文化五四运动的目的,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才是。手段为目的服务,如果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就会被抛弃......
总而言之,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了孝的价值,忠君转化为了爱国,就构建起了新的统治理论,也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人的价值在于为国家而奉献牺牲,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由谁来代表和行使呢?.....俄国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似乎成功地证明了能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而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个政党既能在比“家天下”更广的范围内保证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又能避免宗法家族的“一盘散沙”而将全体人民统一组织起来;在致力于国家强大的驱动下,由皇权专制转为一党专制的基本条件都已然具备。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中国精英分子的热情。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那么及时。而是在看到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后,中国的知识界才出现称赞十月革命的声音......
本文为转载,作者是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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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强国方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军事。然而,洋务运动未能经住战争的检验。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转入制度层面,效仿日本搞“君主立宪”,结果 “戊戌变法”和后来的立宪政改也宣告失败。继尔,“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专制,建立起所谓的“共和制”。
“君主立宪”是对日本的盲目模仿,没有搞清楚日本与中国的诸多不同。中国是无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相对于皇权专制,君主立宪实际上是要削弱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而削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与中国人希望迅速凝聚在一起的愿望相违背的。.....
而革命党人建立的“共和制”,其真实目的是要建立让有才干者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废弃皇权专制“家天下”的世袭制度。国家的强大与否与国家领导人的才能密不可分,.....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在孙中山看来,共和体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仍然如皇帝一样不受限制,但不能由前任皇帝的儿子来接任皇帝,而要“奉有能的人做皇帝”。这就是孙中山对共和的理解和诉求。
但废除皇权专制后,精英分子只好把西方共和制度照搬过来,把共和的架子搭了起来。但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同,精英分子无法良好运行分权的议会制度,造成北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建立不起秩序。最终,大家都认为议会民主还不适合中国人。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于是,袁世凯走老路,用恢复皇权专制以重新集中权力。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反对而失败,不能再搞“家天下”已成为了广泛共识。而孙中山则走了一条新路,仿效俄罗斯,通过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国制来重新集中权力。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步走的长远规划。党国制满足了近代中国精英和大众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和呼唤强有力领导人的内在需求。
如果说“辛亥革命”废除皇权是解决如何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的问题,那么“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宗法家族则是解决如何动员凝聚民众的问题,以赋予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两者是相呼应的,两者都为中国从俄罗斯引入党国制奠定了基础。
五四新文化时期,精英分子沉痛地将中国的积弱贫穷归因为儒家的宗法家族。传统社会,奉行儒家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个人受君权父权夫权三重管辖,除了要听从君王的,还要听从父母和丈夫的,相互之间难免有冲突。于是导致了中国“一盘散沙”,无法将全体中国人民动员和凝聚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中国纵然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但因为“一盘散沙,却是一个弱国。西方国家和日本虽小,但人民团结,却很强大。于是就发起“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学说,反对儒家的礼教。......
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自由。但并非将之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强大国家的手段。因为西方国家科学发达,提倡自由和民主,强大了。所以中国也应当效仿。但实际上,西方国家是将科学、民主和自由当成目的来追求,而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是其结果。新文化知识精英把逻辑关系搞错了。新文化反儒家的“三纲”,针对的仅是父权和夫权,这两权是宗法家族的价值基础。将个人从父权和夫权下解放出来的目的是让国民集结于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真正为了个人自由。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没有新文化运动将男女青年从家庭的管教下解放出来,是不会爆发五四运动的。五四运动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从政治宣传而言确实是“爱国主义”运动,本质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存在的最高价值是为国家利益而奉献牺牲。科学、民主和自由确实不是新文化五四运动的目的,国家主义或是爱国主义才是。手段为目的服务,如果手段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就会被抛弃......
总而言之,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了孝的价值,忠君转化为了爱国,就构建起了新的统治理论,也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人的价值在于为国家而奉献牺牲,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国家利益由谁来代表和行使呢?.....俄国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似乎成功地证明了能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而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个政党既能在比“家天下”更广的范围内保证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又能避免宗法家族的“一盘散沙”而将全体人民统一组织起来;在致力于国家强大的驱动下,由皇权专制转为一党专制的基本条件都已然具备。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立即引起中国精英分子的热情。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那么及时。而是在看到布尔什维克成功的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后,中国的知识界才出现称赞十月革命的声音......
本文为转载,作者是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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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评论
那时候共产主义在中国是有肥沃的发展土壤的,蒋介石阻止不了毛泽东,因为他的体制也不行,当时中国文化阶层的文化确实不低,可离群众过于遥远
现实是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国家,他们不懂政治,却最易煽动,也是最好的兵员,陈寅恪张爱玲的东西他们是半个字也看不懂,中国农民们只会觉得是高高在上,云山雾绕,甚至嫉恨这些人
就更别提蒋介石的两个儿子,光看那名字就知道他想干什么,袁世凯的殷鉴不远,他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现实是当时的中国是农业国家,他们不懂政治,却最易煽动,也是最好的兵员,陈寅恪张爱玲的东西他们是半个字也看不懂,中国农民们只会觉得是高高在上,云山雾绕,甚至嫉恨这些人
就更别提蒋介石的两个儿子,光看那名字就知道他想干什么,袁世凯的殷鉴不远,他是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救国不救人,一切皆枉然。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叙事一贯为统治需要服务,主要为战争寻求支持和耗材。
看來很久以前潘朵拉的魔盒就已經打開了....
知识分子为啥对大中华强国这么起劲,不是因为他们被理想主义腐蚀了心智,是因为他们太想掌握权力了。给西洋人做买办是没有权力的,做得再大也不过是富商而已,何况知识分子的出身,只能给西洋买办富商做会计当经理人。
知识分子是高智商,高知识,理性的角色,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所能看到的利益最大化,帝秦,拥戴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将来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制,他们从龙有功,和当年满清的汉八旗辽东老汉军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不会因为出身二等民族汉族而被满洲统治者排斥在最高权力圈之外。知识分子是寄生者,他们没法创建建州女真八旗这种骑士团武装,他们只能靠赌博下注投靠的方式拿到他们想要的股权。这点上他们不如汉八旗,汉八旗很多是明朝辽东军人,带枪投靠满清。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在帝国官僚里当官毫无兴趣,他就不会上大中华强国梦的当。
知识分子是高智商,高知识,理性的角色,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所能看到的利益最大化,帝秦,拥戴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将来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制,他们从龙有功,和当年满清的汉八旗辽东老汉军一样都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不会因为出身二等民族汉族而被满洲统治者排斥在最高权力圈之外。知识分子是寄生者,他们没法创建建州女真八旗这种骑士团武装,他们只能靠赌博下注投靠的方式拿到他们想要的股权。这点上他们不如汉八旗,汉八旗很多是明朝辽东军人,带枪投靠满清。
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对在帝国官僚里当官毫无兴趣,他就不会上大中华强国梦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