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人为何不给对抗张献忠的英雄杨展立庙。他才是四川的英雄啊！
今天从姨学家那里了解了杨展的事以后，看到杨展的下场，真的痛心得想哭。一个真正的英雄，打败了张献忠和清军，被明军背刺，最后儿子也被明军害死了。
转：被中国人背刺的巴蜀英雄杨展（附张献忠、明军屠杀蜀地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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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条氏康
在1642—1643年间，张献忠集团辗转杀掠于湘赣一带，一直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于是，他们就作出了入川的决策。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东有三峡、北有秦岭，中有富饶的成都平原，乃是一块足以自守之地。明末时期，长期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四川明军普遍武备废弛，仅有部分高地土司之兵有战斗力。1644年初，张献忠纠集其全军数十万人逆长江而上，向四川杀去。
本来，明国在川东倚为柱石的军事力量，有四川副总兵张令所部及石柱女土司秦良玉的土司兵——张令是川南永宁土司之人，作战悍勇，所部有5000人；秦良玉麾下的石柱“白杆兵”更是战力强大，曾在1621年的浑河之战中沉重杀伤后金军。1640年，张献忠曾率其主力一度转掠川东夔州府，于这年9月尽出其精锐攻打张令部防守的竹菌坪，致使张令兵败身死。面对张献忠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秦良玉率众救援张令部，却“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此后，秦良玉部只能保其石柱领地，无力继续出战。因此，张献忠军于1644年初逆江入蜀时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抵抗就渡过了三峡天险，于6月23日以火药炸塌城墙的方式攻陷了坚城重庆，杀明国瑞王朱常浩（万历帝第五子）及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众多官员，并屠尽城中老幼平民，将壮丁砍去耳鼻、双臂，令他们前往四川各州县声言：“兵至而不下者视此！但杀王府官绅以待，秋毫无犯”
如此恐怖的威慑，令四川“官民自乱”，于是张献忠军所到之处“无不破竹下者”。张献忠军一路顺利推进，于8月5日进围成都，9日破城，杀明国蜀王朱至澍全家及新任四川巡抚龙之光、巡按御史刘之勃等众多官员，杀光了所有守军，但没有屠城。其后，四川大部分州县望风而降，被张献忠军分兵占领，仅有秦良玉在石柱“分兵守四境，使张献忠军“独无敢至”。此后，秦良玉于1648年去世，石柱土司继续保境安民，于1659年天下局势大定时归附清国，石柱的百姓也因此一直安居乐业，没有经历兵火。此外，还有义军杨展部坚守川南犍为。在占领成都、收取四川大部后，张献忠于1644年10月16日于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其首席谋士汪兆龄为丞相，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分别为平东将军、安西将军、抚南将军、定北将军。
刚刚入川称帝时，张献忠很想把四川变成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大西军也一改往日作风，没有对归降州县展开屠戮。不过，在1644年10月，张献忠就展开了第一波大屠杀，下令“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杀掉了四川的数万名明国宗室及其家属——明末时，朱姓宗室中固然有不少残民以逞、罪有应得的王爷，但朱家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有许多远支宗室的后裔早已与一般百姓无异，这一举措因此滥及了不少平民。此外，对四川各城，大西军实施严密控制，将“城中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切入籍”，又在成都实施极为严苛的社会监控，禁止民众擅自出入城门，如有不得已外出办事者需率先向大西军登记回城日期，在左脸颊处盖一图章，逾期不回者即杀其左邻右舍及全家，图章被汗水模糊者也要“拘留斩首”。
在大西政权建立时，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的北蜀汉中地区正在李自成手中。当时，李自成已从北京败回西安，清国也发动了西征李自成的作战。于是，在1644年11月，驻兵川东北遂宁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趁势率军进攻汉中，被顺政权汉中守将马科部击败，逃回了遂宁。张献忠闻此大怒，命人将训斥刘进忠的“圣旨”传至遂宁。接到“圣旨”的刘进忠不敢怠慢，“即传合邑有司、乡绅、士民郊外迎敕至公所拜辞毕，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跪听”；随后，这些人听到了头上高声朗读的张献忠“圣旨”原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屄的！钦哉。”闻此“圣旨”后，“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呼万岁谢恩而退”，深知张献忠残忍的刘进忠则是极为惊恐。一个多月后，清军全面攻入陕西，马科在汉中降清，刘进忠就带兵逃到汉中投靠马科，也降了清。
事实上，大西政权不屠民众的政策没有维持多久。在占领四川后，大西政权没有建立税收体系，而是仍维持着流贼作派，靠出兵“打粮”即劫掠维生。入川之时，张献忠军号称有众60万。占领四川后，大西军政权在当地以三丁抽一的比例强征壮丁入伍，这就使其部队人数不受控制地疯狂膨胀，导致四川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四川各地很快就出现了民众反抗的情况，甚至成都百里外的农民也手持农具、木棍揭竿而起，“皆与贼为难”。在川南的义军杨展部趁势进攻，占领了川南重镇叙府（今宜宾）、嘉定州。
杨展，字玉良，嘉定州人，少年时“白皙文雅，善击刺骑射”，喜与巴蜀社会中三教九流的人物结交，“川之屠沽无赖、盗盐乐讼之徒多附（杨展）”。1631年，杨展考中武举，此后在四川当地明军中逐步做到参将，于张献忠攻成都时率部守城。城破时，杨展混入民众中逃脱，跑到嘉定州的犍为县城杀死了接收当地的大西政权县令，并发动民众起兵反抗张献忠，于是“州人多从之”。接着，杨展就率这批家乡子弟兵，在第二年收复了叙州府城，又击败大西军将领梁一训所部，攻克了嘉定州城。此外，在嘉定州西北角的洪雅县，有曾任明国南京吏部员外郎的乡绅范文光进入当地土司区域召集了土兵，于1645年11月攻下雅州城。在川东地区，有顺庆府举人邹简臣联络当地豪杰、百姓，在数日间发动了10余万人起兵，攻克了包括顺庆府城在内的十余城；还有义军曾英、董琼英部十分活跃，在1645年3月攻克了巴蜀第二大城市重庆。
曾英，字彦侯，成都人，祖籍闽越莆田，其家族是在他父亲这代移居巴蜀的。曾英少年时“为人倜傥有材武，喜赴人缓急，士多归之”，被人称为“曾公子”。董琼英乃曾英之妻，是个貌美的山地部落民富家女，也是“娴熟武事”。张献忠入川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曾英曾往见明国四川巡抚陈士奇，痛哭请求自率千人抗贼，但被陈士奇拒绝。成都陷落后，曾英、董琼英遁入川东山中，有佛教僧人资助了他们一笔资金，使他们得以募兵万人，其中包括董琼英所募的“尤善战，登山如猿猱”的“蛮婢数百”。1645年3月，曾英、董琼英率义军出山，一举攻克了重庆。此后，曾英、董琼英驻军江上，“商民避贼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让此前被张献忠屠害过的重庆恢复了一些生机。
由于四川的众多义军多由中下层士人发动或领衔指挥，因此张献忠认为有必要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1645年夏天，张献忠下令实行科举，严令“府州县卫起送应试生员，不到提究，连坐十家”。这年8月，集中到成都赶考的士子5000余人，被张献忠下令“尽杀於青羊宫侧，笔砚投于河中”。张献忠本人亲自观看了这场屠杀，高兴得“抚掌大笑”。当时，巴蜀之地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僧人在四川民众中威望很高，甚至连士人都往往以佛教方式祭祖。于是，张献忠就又把屠刀对准了和尚。当时，他听闻有个成都的和尚违反清规，就以此为借口下令将成都僧人杀绝，“并令属下各营将官，在各州县一律仿效办之”。
然而，这样的屠杀也无法镇压蜀人的反抗。于是，大西政权丞相汪兆龄就献上了一条毒计，说“依臣愚见，莫若将城内百姓，无分良贱老幼，尽行剿杀”，“凡府州县城百姓俱杀绝，房屋烧了；复发兵各山各乡，不分日夜，分头剿杀”，得到了张献忠的赞同——汪兆龄本是南直隶桐城的生员，被乡评视为“劣生”，在1643年主动投靠了张献忠军，因为个性阴毒残忍被张献忠当成“佳士”，两个人渣朝夕相处，关系好得如同与他们同样卑劣的左良玉和黄澍。这样，灭绝性的屠杀就在张献忠控制的成都平原上全面铺开。
当时，成都城中有两个耶稣会士，是葡萄牙籍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和意大利籍的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张献忠在占领成都后，对这两个“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的传教士很是喜欢，任命他们为“天学国师”，让他们给张献忠讲授数学和天主教知识，建造天球、地球、日晷。有一次，张献忠在听这两个洋顾问讲了天主教诫律后对他们说：“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为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不服圣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凡仇尔等者，吾等亦仇之。”他的这条言论，受到了如今大批“舔共支黑”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个冒充成巴蜀爱国者的家伙据此视张献忠为“圣人”。然而，张献忠及其党羽当然是最“支”的“支人”，张献忠这样的流贼和明国朝廷这样的中华秦政帝国当局本来就是“支”本体的一体两面，要消除“支性”当然首先就要消灭“张献忠”们和“崇祯帝”们、“左良玉”们。为保境安民对抗张献忠的四川民众则无疑是“支”的敌人，是真正的巴蜀爱国者，支持张献忠屠杀他们无疑是助“支”为虐。
总之，在极其变态的“支人式支黑”心理驱使下，张献忠开始在四川执行“人口灭绝计划”，首先被杀光的是大西国首都成都的百姓。1645年10月5日，张献忠表示成都百姓已“暗通敌人”，命令所部在第二天屠尽成都居民。次日，大西军在成都进行了大屠杀，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外，成都的所有居民被杀戮一空。根据耶稣会文献，这次屠杀的情况是：
“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凡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类思）司铎在南门上，安（文思）司铎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急向刑官求赦，均属枉然。二司铎各在一方，惶极恐极，惨闷欲绝，继闻献忠领马队将由南门往东门，二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为百姓求救，未蒙允准。后献忠因利司铎之请，免杀司铎寓内人等。随命左右传命统兵元帅，饬令军兵勿伤司铎寓内之人，如寓内之人已被获者，从速释放。利司铎得此敕令，以救佣之故，救了许多教友。
“安司铎在东门，不知利司铎已蒙邀允之事，终日在城楼上见无数百姓男那女女、老老少少被获就刑，惨不忍睹，不时高声痛惜云：‘此等无辜之人，未必无一人救之耶！’不时见有教友被拘，押往杀场，尤为伤心，恨不能救，悲痛不已。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哀求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景，非笔舌所能形容。”
下一步，张献忠把屠刀对准了军中的四川籍官兵。在他看来，这些新被征召的四川人将很难彻底地执行他的屠蜀令，属于“动摇分子”。除此之外，他也要杀光四川的军户——尽管在当时，卫所体制已经崩溃，军户大都变得与一般民户无异，但军户毕竟还有从军的家族传统，属于“危险分子”。1646年1月10日，张献忠“传令将川中各卫所军余并收川营兵，除年十四以上者留营，其余成丁老弱，不拘男妇，尽命杀之。”随后，这些受害者被集中到成都城外，遭到了超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西军“各路呈报杀过川兵册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家口不计；川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三十二万余。成都北门外威凤山起、至南门桐子园止，绵亘七十余里，尸骨堆积，臭闻百里外。”由于四川的军户远没有75万人之多，因此这“卫军七十五万有奇”中肯定包括了被大西军官兵杀来冒功的民户。若算上军户的家口，则此次屠杀中的罹难者当在200万人以上。
接着，张献忠开始执行他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把所有四川人全部杀光，并称之为“草杀”。1月16日，张献忠命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从成都四出，让他们“剿杀百姓，限三月尽复命”，于是“（孙）可望等星夜前往，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屠过城里人后，各路大西军“往诸山箐、各乡村，处处搜杀；所到之处，草木种绝，江河断流。其幼男幼女至三、四岁以外者，俱要过刀断命。若半岁、一二岁者，或投之井中、或投之火内、或弃道旁、或衬马足；或掷之半空，下用枪头迎穿其腹，以此为乐。”
到了1646年5月，针对四川农村的大屠杀也进行完毕，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回到成都，四人上报的所部屠杀人数如下；
平东将军孙可望：杀男人59880余、女人99500余
安西将军李定国：杀男人79000余、女人88000余
抚南将军刘文秀：杀男人99600余、女人86600余
定北将军艾能奇：杀男人76000余、女人94000余
可见，这四路人马在“草杀”中一共屠杀了约70万人。这约70万人再加上此前大西军屠戮的明国宗室、士人、僧侣、军户、川兵数量，其总数应有300万左右。而根据人口史学者的研究，明末四川人口约在700万左右。也就是说，张献忠的屠杀已经将四川人口七去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献忠下令进行的“草杀”是意在杀光四川人，但从其执行结果来看并未达到这一目标，这与此次大屠杀进行得比较仓促有关——按照“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的杀法，大西军确实很难将各地百姓全部杀光，往往就是在一地狂杀一通，再奔赴下一地。此外，对义军控制的雅州、嘉定州、叙府、顺庆、重庆地区，一些高地土司区域以及尚在明国控制下的遵义府（按：遵义府之地在明国行政区划中属于四川省，清国改划至贵州省），大西军也没法深入屠杀。不过，对于最靠近其统治核心的成都地区，大西军的屠杀进行得相当彻底。
之所以杀得如此仓促，是因为留给张献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646年1月，清廷命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命其统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屯齐喀（努尔哈赤之侄孙）、满达海、总兵李国英、刘进忠率八旗、绿营之兵往征四川（按：清国定宗室爵位为十二等，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5月，杨展率义军从嘉定州出兵进至眉州彭山县，在当地的彭江口与大西军船队水战，“纵火大战,烧沉其舟”，取得了大捷。此战，杨展军击沉了大量满载所掠财物的大西军船只——这些财物中有三万多件在2017年被考古队打捞出水，成了关于张献忠屠蜀的重要物证。至此，杨展部义军已逼近成都。
史载：“献忠忿杨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附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八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两翼衡拒，而别遣小船，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锋数人，贼崩败，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携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悉沉水底。献从别道逃免。”
大西军惨败于彭江口后，张献忠知道自己已经很难逃脱巴蜀爱国者的清算，遂下令焚毁成都，而后率部东窜。当时，大西军营中有许多被他们掳来充当性奴的妇女，张献忠一人竟“除正后四人外尚有妃嫔三百名”。离开成都前一天，张献忠下令“除留后妃二十人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人尽皆杀绝。至于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出一队兵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在屠杀了这些女性后，张献忠“狂喜欲舞，并向各官称贺，谓已脱离妇女之轭，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此外，他又下令“各将军分头四出，烧房屋、粮草”，在大西军的控制区内大搞焦土政策，且“前发放火兵丁，后随遣心腹贼尾迹密查。如某一路某处房屋烧毁，尚有尺寸之木未成灰烬，领兵与放火兵俱剥皮。某一路烧粮草兵丁，某处遗有米银一撮、草数束者，亦如前法。而营兵惨死，又不下二万余。”就这样，张献忠大西军一路彻底破坏，在1646年9月8日攻下了川东义军据守的顺庆府城，把城中的10万军民全部杀光，并在此停留二十四天，其后窜到西充县境内。杨展部则在大西军弃城后进占成都，只见到一片充斥着尸体和废墟的废土，遂因补给困难撤回嘉定州。
1646年11月26日，豪格所率的入川清军进抵川北保宁府的南部县，距西充仅有三百里，在这里探知大西军正在西充。豪格遂率八旗军“衔枚疾驰，一昼夜行三百里，在27日到达西充凤凰山，这里屯扎着兵力多达数十万的大西军。当八旗军逼近时，有大西军侦察兵向张献忠报告，说“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却认为是扰乱军心的谣传，“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接着，又有侦察兵向张献忠报告，说“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于是，张献忠持短矛上马，连盔甲都没穿，就带着七八个小卒和一个太监冲出营外出营探听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地上乱滚，痛极而亡。”这个恶魔，就这样毫无尊严地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那名太监见此，赶快奔回营中高叫“大王已被射死”，于是大西军“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随军的安文思、利类思两位耶稣会士被八旗军俘虏，受到豪格接待。在接待中，豪格热切地问两人“能否造机器”，两人则回答说能造日晷。身为一介武夫的豪格虽不知日晷是什么东西，但还是命部下优待两人，后来又把他们带回了北京，让他们为清廷制造天文仪器。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将领梁一训率众降清，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则收拢了一批余部，向南转攻曾英、董琼英部义军据守的重庆。1646年12月，孙可望等所率大西军余部突袭重庆城外的天险佛图关，在此“穷寇死斗”，击败了出关迎战的曾英部将李定、余仲所部。余仲部败退后纵火烧营，试图毁营而遁，引发全军溃散，曾英中箭落水牺牲。于是，大西军得以顺利渡过长江，继续南逃，经遵义跑到了云南。曾英部则土崩瓦解，无法再保护重庆民众。此次战败后，董琼英收拢一批义军残部退入巫山、夔州一带山中。数年后，董琼英病逝，其部众归降清国。
关于南逃大西军余部此后的动向，就是流窜入云南制造滇东大屠杀，随后与南明合流。而这批大西军南逃后四川局势的发展如下：
张献忠的大屠杀减少了四川的近半人口，使当地尸体遍地，生产设施和物资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因此，在张献忠死后，成都平原爆发了大饥荒、大瘟疫，其情况是“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随着人口继续大量减少，老虎开始招摇过市，以人为食。从1647年开始，四川各地“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还有携带者狂犬病毒的野狗泛滥成灾，“人中其毒者必发狂而死，（野狗）百十成群，一犬吠声，众犬皆起，过路行人，须臾毙命。”
除了杀人的盗贼、饥荒、瘟疫、野兽外，还有杀人的明清两国的军队，在此先讲清军的情况。入川清军的统帅豪格乃皇太极长子，曾于1643年时与帝位失之交臂，性格宽厚，一开始颇想在四川争取民心。清军击毙张献忠后，豪格亲自看了张献忠的尸体，拔刀仰天道：“献忠罪恶滔天，毒流万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诛。谨为亿万人复仇！”说完，他就下令将张献忠的尸体示众于清军营门，让百姓自由复仇，于是残民们“远近闻者争斫其骨，毁折几尽”，把张献忠碎尸万段。
不过，很快清军也开始向百姓施暴。在大西军于西充凤凰山崩溃后，有曾被杨展打败的大西军将领梁一训率部剃发降清，清军招降的大西军总数多达文武官235人、马步兵6990余人。于是，豪格就命麾下总兵李国英部会同梁一训部往取成都——这个李国英本是左良玉麾下将领，后来随左梦庚、黄澍降清。因此，清军李、梁两部实际上就是左良玉、张献忠余孽的集合。1647年3月11日，李、梁两部进占成都，所见的惨景是“千里无烟，无所设施”，连能让他们再抢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向北而去，退往龙安。离开成都前，梁一训部在当地搜到了仅剩的数千个残民，驱赶着他们一同北走。在路经绵竹时，梁一训又认为这些残民是个累赘，就下令把他们全部屠杀。至此，梁一训彻底为他的旧主完成了在成都的扫尾工作，使“成都之人竟无遗种”。事实上，就连清兵的生存也成了问题。李国英于1648年4月4日向清廷奏报，表示他的部下自上一年以来已有1333人病死、饿死、逃亡，只剩下310人。
另一方面，在清军于西充凤凰山击毙了张献忠后，豪格又率八旗军及刘进忠所部绿营兵进行了一次军事冒险，于1647年春出兵嘉定州进攻义军杨展部，被杨展部打得大败而退。败退时，清军中的八旗兵一开始还维持着军纪，“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大西军降将刘进忠所部则在路过简州时“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接着，八旗军的纪律也告崩坏，出现了用同样的办法闯入民宅搜粮、烧死百姓的行为。豪格、刘进忠部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非常缺乏粮食。此外，当时清军在进入瘟疫横行的成都平原后，还受困于严重的瘟疫。豪格曾为此发出哀叹，说清军无法因为瘟疫严重难以继续推进，处境是“疾病非常，如之奈何？”于是，在无奈之下，豪格便带着败兵经遂宁一路退到川北的保宁，接着又在1647年秋冬时节带着四川清军主力经陕西回到了北京，命李国英率其部留守保宁。1648年，清廷任命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命他驻扎在保宁提督军务、组织屯垦，又令平西王吴三桂、汉军镶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部驻扎汉中作为后援，并任李国翰为定西将军。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征四川是豪格的谢幕之战。1648年2月，豪格在班师北京后受到了年幼的顺治帝在太和殿的亲自宴请慰劳。然而就在这个月，曾与豪格争夺君位的多尔衮给他罗织了“徇隐部将冒功及擢用罪人”等罪名，将他投入狱中。3月，豪格在狱中自尽，他的福晋（妻子）则被多尔衮所夺。
与清军在四川的杀掠相比，明军在四川的杀掠规模更大。召集土司兵攻下雅州城的乡绅范文光在起兵时，曾找出一个叫朱平檙的明国宗室，将其尊为明国“蜀王”，又让这个“蜀王”任命范文光自己为兵备道，于是范文光部就有了“官军”的名号。1648年5月，永历政权任范文光为川南巡抚，这样范文光部就成了真正的明国官军。范文光部的官军化是与兵匪化相伴随的。随着饥荒席卷四川，范文光部在雅州到处抢掠粮食，甚至把百姓的种子粮抢去当作军粮，并到处杀人，哪怕看到老百姓只有一碗米也要“杀而夺之”，导致雅州境内“僵尸横路，白骨遍野”。
在川北地区，则出现了一支更为残暴的明国兵匪，那就是杀人之残忍甚至胜过了大西军的“摇黄贼”。在明末的川北深山地区，盘踞着一群名为“摇黄贼”的兵匪。他们的起源，是两个名叫姚天动、黄龙的流贼头目。这两人本是张献忠的手下，后来在1635年被张献忠分派到川东北地区占山为寇，从此从张献忠部独立出来，成了不时下山掳掠的盗匪。姚天动绰号“摇天动”，因此姚、黄两人的盗匪部队就被称为“摇黄贼”。1636年，姚天动、黄龙被明军杀死，于是摇黄贼又成了由十三个头领分领的联盟，称“摇黄十三家”。在这些头领中，有个十分凶残的人名叫袁韬，绰号“遵天王”，本是湖北沔阳人，因在家乡“奸婶”乱伦不容于乡里，遂投入摇黄贼中落草为寇。还有个名叫武大定的头领，本是驻陕西的明国七省总督孙传庭部下的将领，在1643年时曾随孙传庭出兵河南，参与了明军在当地的大屠杀。后来，武大定反复无常地在陕西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接着又带着所部3000人遁入川东北山中落草为寇，成了摇黄贼的头目之一。张献忠入川后，摇黄贼趁着社会秩序大乱疯狂下山杀掠，袁韬部在川北蓬州、仪陇、南部等地“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甚至“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在这些地方为祸数年之久。武大定部则是为祸于绵竹、梓潼、江油一带，把当地屠掠得极其荒凉，到最后甚至“掠取无所获，贼众饥疲”。在杀人手法上，摇黄贼残酷至极。除了吃人外，摇黄贼每当攻破民众据守的地方，便是“寨硐一破，恣所欲为：剔目割耳、劓鼻截舌、断手斮胫、剥肤抽肠；甚之贯小儿於矛上，投活人於汤火，视其颠连踬踣，群用为戏。凶恶惨毒，有笔不能尽书者。”
事实上，袁韬、武大定部都有明国官军的身份。这是因为，永历政权在1647年任命了兵部侍郎李乾德为川北巡抚。李乾德是四川西充人，但此人是个典型的中华秦政帝国官僚，对自己的巴蜀乡土没什么感情。李乾德到达四川时只是个光杆巡抚，但很快袁韬、武大定就率部投靠了他，被他视为心腹，于是堂堂“巡抚大人”便成了摇黄贼的贼头，随袁韬部一起行动，袁、武两个贼头则成了明军总兵。到了1649年，川北一带除了清军控制的保宁地区外，已经被袁、武两部杀掠一空，他们在川北已经没什么能抢的了。
这时的整个四川，非土司区域中只有杨展部控制的嘉定州、叙府一带还是一片安定的乐土。在控制那一带的几年中，杨展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派人前往贵州、湖北和土司区域买粮，对治下的民众“自绅士以下至弟子员皆给资；农民予牛、种，使择地而耕”，又命其子杨璟新实行屯田，每岁获粮数千石。此外，杨展下令建造竹筏数千，派人乘筏前往荣县、威远、富顺等地营救残民，护送他们到义军控制区。1648年，一个名叫傅迪吉的简州士人逃到杨展控制区，写下了他在那里的见闻：“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戴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之虑矣。”
史载“民间饥馑，厉疫相仍，斗米值三十金，饿莩载道，或父子相烹食。乃遣使百人，赴黔、楚告籴，前后入米数十万石。自乡先生以下及弟子员，具瞻资与朝夕居处，农民给牛种口粮使择田而耕，壮而愿戎事者补伍使操兵战，百工杂流各以其艺就食，孤贪无告者廪之；于是巴蜀孑遗赖以全活者甚众。又放兵屯种嘉定所属六县田。是年秋大获。展遂雄视全川矣。蜀人走四方者，述展慈爱，莫不流涕。”
很快，李乾德、袁韬、武大定和他们所率的食人族大军就把贪婪的目光瞄准了杨展的控制区。1649年5月的一天，李、袁、武三个恶棍在袁韬营中碰头，袁、武两人表示“军无粮饷，奈何？”李乾德则说“惟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则无饥乏患也”，于是袁、武二人就让李乾德先去杨展处试探。随后，李乾德端着明国巡抚的官威来到嘉定与杨展见面，说“（武）大定与（袁）韬愿归将军帐下”，杨展则断然拒绝，说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风土既异，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数万众，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汤蹈火，皆无异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决矣，幸勿复言！”
于是，狡猾的李乾德转而拍起马屁，说袁、武二人想投靠杨展是因为“慕将军之威德”，表示杨展如此就可不费一兵一矢增加一批部队，实属“机未可失，时不再来”。杨展竟这样放下了戒备，答应将袁、武两部安置在犍为，并给他们提供粮食。来到杨展的控制区后，袁韬、武大定也没有纵兵扰害平民，反而对杨展大献殷勤，“以兄事（杨）展”，使杨展进一步放松了警惕。8月的一天，李乾德对袁韬说：“地方钱粮，供朝廷之公物也，岂（杨）展所私而以布惠于僚友？且展据有西南，终当尾大不掉，公等皆人杰，仰鼻若人耶？”于是袁、武两人在密议之后，就以袁韬过生日为由，把杨展骗到犍为赴宴，在杨展喝醉后将其刺杀。大英雄杨展就此落幕，时年四十九岁。嘉定军民得知杨展的死讯后，“哭泣之声通城内外”。
接着，袁韬、武大定两部凶相毕露，对嘉定州城展开围攻。杨展部将赵友鄢、孙会率全城军民死守了三个月，最后在1649年11月24日不支城破。袁、武军入城后疯狂杀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惨，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袁、武两人知道杨展曾在彭江口打败过满载财物的大西军船队，就让人搜掠杨展的家，“吊拷夫人，并烧毙经事之人”，却发现清廉的杨展没什么财物。于是，他们就又把杨展的儿子杨璟新投入水中淹死，将杨展之妾陈氏、江氏杀害。至此，川南嘉定、叙府一带彻底沦入明国兵匪之手，挂着“川北巡抚”官职李乾德把嘉定变成了他的驻地。在这批兵匪的杀掠下，嘉定、叙府一带也很快就变成了废土。其后，袁、武军又在1650年7月攻陷雅州，击败了盘踞当地的明军范文光部，范文光逃入山中服毒自尽。至此，川南地区全都落入李乾德、袁韬、武大定的控制中。
转：被中国人背刺的巴蜀英雄杨展（附张献忠、明军屠杀蜀地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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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条氏康
在1642—1643年间，张献忠集团辗转杀掠于湘赣一带，一直无法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于是，他们就作出了入川的决策。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东有三峡、北有秦岭，中有富饶的成都平原，乃是一块足以自守之地。明末时期，长期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四川明军普遍武备废弛，仅有部分高地土司之兵有战斗力。1644年初，张献忠纠集其全军数十万人逆长江而上，向四川杀去。
本来，明国在川东倚为柱石的军事力量，有四川副总兵张令所部及石柱女土司秦良玉的土司兵——张令是川南永宁土司之人，作战悍勇，所部有5000人；秦良玉麾下的石柱“白杆兵”更是战力强大，曾在1621年的浑河之战中沉重杀伤后金军。1640年，张献忠曾率其主力一度转掠川东夔州府，于这年9月尽出其精锐攻打张令部防守的竹菌坪，致使张令兵败身死。面对张献忠部的绝对优势兵力，秦良玉率众救援张令部，却“趋救不克，转斗复败，所部三万人略尽”。此后，秦良玉部只能保其石柱领地，无力继续出战。因此，张献忠军于1644年初逆江入蜀时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遇到抵抗就渡过了三峡天险，于6月23日以火药炸塌城墙的方式攻陷了坚城重庆，杀明国瑞王朱常浩（万历帝第五子）及四川巡抚陈士奇、重庆知府王行俭等众多官员，并屠尽城中老幼平民，将壮丁砍去耳鼻、双臂，令他们前往四川各州县声言：“兵至而不下者视此！但杀王府官绅以待，秋毫无犯”
如此恐怖的威慑，令四川“官民自乱”，于是张献忠军所到之处“无不破竹下者”。张献忠军一路顺利推进，于8月5日进围成都，9日破城，杀明国蜀王朱至澍全家及新任四川巡抚龙之光、巡按御史刘之勃等众多官员，杀光了所有守军，但没有屠城。其后，四川大部分州县望风而降，被张献忠军分兵占领，仅有秦良玉在石柱“分兵守四境，使张献忠军“独无敢至”。此后，秦良玉于1648年去世，石柱土司继续保境安民，于1659年天下局势大定时归附清国，石柱的百姓也因此一直安居乐业，没有经历兵火。此外，还有义军杨展部坚守川南犍为。在占领成都、收取四川大部后，张献忠于1644年10月16日于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其首席谋士汪兆龄为丞相，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分别为平东将军、安西将军、抚南将军、定北将军。
刚刚入川称帝时，张献忠很想把四川变成自己的根据地，因此大西军也一改往日作风，没有对归降州县展开屠戮。不过，在1644年10月，张献忠就展开了第一波大屠杀，下令“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杀掉了四川的数万名明国宗室及其家属——明末时，朱姓宗室中固然有不少残民以逞、罪有应得的王爷，但朱家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有许多远支宗室的后裔早已与一般百姓无异，这一举措因此滥及了不少平民。此外，对四川各城，大西军实施严密控制，将“城中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切入籍”，又在成都实施极为严苛的社会监控，禁止民众擅自出入城门，如有不得已外出办事者需率先向大西军登记回城日期，在左脸颊处盖一图章，逾期不回者即杀其左邻右舍及全家，图章被汗水模糊者也要“拘留斩首”。
在大西政权建立时，行政区划上属于陕西的北蜀汉中地区正在李自成手中。当时，李自成已从北京败回西安，清国也发动了西征李自成的作战。于是，在1644年11月，驻兵川东北遂宁的大西军将领刘进忠趁势率军进攻汉中，被顺政权汉中守将马科部击败，逃回了遂宁。张献忠闻此大怒，命人将训斥刘进忠的“圣旨”传至遂宁。接到“圣旨”的刘进忠不敢怠慢，“即传合邑有司、乡绅、士民郊外迎敕至公所拜辞毕，命生员登坛开读，官民跪听”；随后，这些人听到了头上高声朗读的张献忠“圣旨”原文：“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如今果然折了许多兵马。驴球子，入你妈妈屄的！钦哉。”闻此“圣旨”后，“文武士民俱向上叩首，呼万岁谢恩而退”，深知张献忠残忍的刘进忠则是极为惊恐。一个多月后，清军全面攻入陕西，马科在汉中降清，刘进忠就带兵逃到汉中投靠马科，也降了清。
事实上，大西政权不屠民众的政策没有维持多久。在占领四川后，大西政权没有建立税收体系，而是仍维持着流贼作派，靠出兵“打粮”即劫掠维生。入川之时，张献忠军号称有众60万。占领四川后，大西军政权在当地以三丁抽一的比例强征壮丁入伍，这就使其部队人数不受控制地疯狂膨胀，导致四川民不聊生。在此情况下，四川各地很快就出现了民众反抗的情况，甚至成都百里外的农民也手持农具、木棍揭竿而起，“皆与贼为难”。在川南的义军杨展部趁势进攻，占领了川南重镇叙府（今宜宾）、嘉定州。
杨展，字玉良，嘉定州人，少年时“白皙文雅，善击刺骑射”，喜与巴蜀社会中三教九流的人物结交，“川之屠沽无赖、盗盐乐讼之徒多附（杨展）”。1631年，杨展考中武举，此后在四川当地明军中逐步做到参将，于张献忠攻成都时率部守城。城破时，杨展混入民众中逃脱，跑到嘉定州的犍为县城杀死了接收当地的大西政权县令，并发动民众起兵反抗张献忠，于是“州人多从之”。接着，杨展就率这批家乡子弟兵，在第二年收复了叙州府城，又击败大西军将领梁一训所部，攻克了嘉定州城。此外，在嘉定州西北角的洪雅县，有曾任明国南京吏部员外郎的乡绅范文光进入当地土司区域召集了土兵，于1645年11月攻下雅州城。在川东地区，有顺庆府举人邹简臣联络当地豪杰、百姓，在数日间发动了10余万人起兵，攻克了包括顺庆府城在内的十余城；还有义军曾英、董琼英部十分活跃，在1645年3月攻克了巴蜀第二大城市重庆。
曾英，字彦侯，成都人，祖籍闽越莆田，其家族是在他父亲这代移居巴蜀的。曾英少年时“为人倜傥有材武，喜赴人缓急，士多归之”，被人称为“曾公子”。董琼英乃曾英之妻，是个貌美的山地部落民富家女，也是“娴熟武事”。张献忠入川时，年仅二十三岁的曾英曾往见明国四川巡抚陈士奇，痛哭请求自率千人抗贼，但被陈士奇拒绝。成都陷落后，曾英、董琼英遁入川东山中，有佛教僧人资助了他们一笔资金，使他们得以募兵万人，其中包括董琼英所募的“尤善战，登山如猿猱”的“蛮婢数百”。1645年3月，曾英、董琼英率义军出山，一举攻克了重庆。此后，曾英、董琼英驻军江上，“商民避贼者依英以自固，因之成市”，让此前被张献忠屠害过的重庆恢复了一些生机。
由于四川的众多义军多由中下层士人发动或领衔指挥，因此张献忠认为有必要将这些“反动分子”一网打尽。1645年夏天，张献忠下令实行科举，严令“府州县卫起送应试生员，不到提究，连坐十家”。这年8月，集中到成都赶考的士子5000余人，被张献忠下令“尽杀於青羊宫侧，笔砚投于河中”。张献忠本人亲自观看了这场屠杀，高兴得“抚掌大笑”。当时，巴蜀之地受藏传佛教影响很深，僧人在四川民众中威望很高，甚至连士人都往往以佛教方式祭祖。于是，张献忠就又把屠刀对准了和尚。当时，他听闻有个成都的和尚违反清规，就以此为借口下令将成都僧人杀绝，“并令属下各营将官，在各州县一律仿效办之”。
然而，这样的屠杀也无法镇压蜀人的反抗。于是，大西政权丞相汪兆龄就献上了一条毒计，说“依臣愚见，莫若将城内百姓，无分良贱老幼，尽行剿杀”，“凡府州县城百姓俱杀绝，房屋烧了；复发兵各山各乡，不分日夜，分头剿杀”，得到了张献忠的赞同——汪兆龄本是南直隶桐城的生员，被乡评视为“劣生”，在1643年主动投靠了张献忠军，因为个性阴毒残忍被张献忠当成“佳士”，两个人渣朝夕相处，关系好得如同与他们同样卑劣的左良玉和黄澍。这样，灭绝性的屠杀就在张献忠控制的成都平原上全面铺开。
当时，成都城中有两个耶稣会士，是葡萄牙籍的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和意大利籍的利类思（Lodovico Buglio）。张献忠在占领成都后，对这两个“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的传教士很是喜欢，任命他们为“天学国师”，让他们给张献忠讲授数学和天主教知识，建造天球、地球、日晷。有一次，张献忠在听这两个洋顾问讲了天主教诫律后对他们说：“此法律如此精详，管理人良心，诚为不二法门。故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法律为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此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不服圣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灭此种僧党及世上恶人。凡仇尔等者，吾等亦仇之。”他的这条言论，受到了如今大批“舔共支黑”的顶礼膜拜，甚至有个冒充成巴蜀爱国者的家伙据此视张献忠为“圣人”。然而，张献忠及其党羽当然是最“支”的“支人”，张献忠这样的流贼和明国朝廷这样的中华秦政帝国当局本来就是“支”本体的一体两面，要消除“支性”当然首先就要消灭“张献忠”们和“崇祯帝”们、“左良玉”们。为保境安民对抗张献忠的四川民众则无疑是“支”的敌人，是真正的巴蜀爱国者，支持张献忠屠杀他们无疑是助“支”为虐。
总之，在极其变态的“支人式支黑”心理驱使下，张献忠开始在四川执行“人口灭绝计划”，首先被杀光的是大西国首都成都的百姓。1645年10月5日，张献忠表示成都百姓已“暗通敌人”，命令所部在第二天屠尽成都居民。次日，大西军在成都进行了大屠杀，除大西政权官员家属外，成都的所有居民被杀戮一空。根据耶稣会文献，这次屠杀的情况是：
“各军人皆奉命认真严剿，毫不容情，凡城内居民一律杀绝。各军分队把守城门，余军驱百姓到南门就刑。时利（类思）司铎在南门上，安（文思）司铎在东门上，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急向刑官求赦，均属枉然。二司铎各在一方，惶极恐极，惨闷欲绝，继闻献忠领马队将由南门往东门，二司铎皆伏地哀求，情词恳切，声泪俱下，为百姓求救，未蒙允准。后献忠因利司铎之请，免杀司铎寓内人等。随命左右传命统兵元帅，饬令军兵勿伤司铎寓内之人，如寓内之人已被获者，从速释放。利司铎得此敕令，以救佣之故，救了许多教友。
“安司铎在东门，不知利司铎已蒙邀允之事，终日在城楼上见无数百姓男那女女、老老少少被获就刑，惨不忍睹，不时高声痛惜云：‘此等无辜之人，未必无一人救之耶！’不时见有教友被拘，押往杀场，尤为伤心，恨不能救，悲痛不已。
“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外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下，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哀求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乎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惨景，非笔舌所能形容。”
下一步，张献忠把屠刀对准了军中的四川籍官兵。在他看来，这些新被征召的四川人将很难彻底地执行他的屠蜀令，属于“动摇分子”。除此之外，他也要杀光四川的军户——尽管在当时，卫所体制已经崩溃，军户大都变得与一般民户无异，但军户毕竟还有从军的家族传统，属于“危险分子”。1646年1月10日，张献忠“传令将川中各卫所军余并收川营兵，除年十四以上者留营，其余成丁老弱，不拘男妇，尽命杀之。”随后，这些受害者被集中到成都城外，遭到了超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大西军“各路呈报杀过川兵册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家口不计；川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三十二万余。成都北门外威凤山起、至南门桐子园止，绵亘七十余里，尸骨堆积，臭闻百里外。”由于四川的军户远没有75万人之多，因此这“卫军七十五万有奇”中肯定包括了被大西军官兵杀来冒功的民户。若算上军户的家口，则此次屠杀中的罹难者当在200万人以上。
接着，张献忠开始执行他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把所有四川人全部杀光，并称之为“草杀”。1月16日，张献忠命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从成都四出，让他们“剿杀百姓，限三月尽复命”，于是“（孙）可望等星夜前往，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屠过城里人后，各路大西军“往诸山箐、各乡村，处处搜杀；所到之处，草木种绝，江河断流。其幼男幼女至三、四岁以外者，俱要过刀断命。若半岁、一二岁者，或投之井中、或投之火内、或弃道旁、或衬马足；或掷之半空，下用枪头迎穿其腹，以此为乐。”
到了1646年5月，针对四川农村的大屠杀也进行完毕，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回到成都，四人上报的所部屠杀人数如下；
平东将军孙可望：杀男人59880余、女人99500余
安西将军李定国：杀男人79000余、女人88000余
抚南将军刘文秀：杀男人99600余、女人86600余
定北将军艾能奇：杀男人76000余、女人94000余
可见，这四路人马在“草杀”中一共屠杀了约70万人。这约70万人再加上此前大西军屠戮的明国宗室、士人、僧侣、军户、川兵数量，其总数应有300万左右。而根据人口史学者的研究，明末四川人口约在700万左右。也就是说，张献忠的屠杀已经将四川人口七去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献忠下令进行的“草杀”是意在杀光四川人，但从其执行结果来看并未达到这一目标，这与此次大屠杀进行得比较仓促有关——按照“每日屠戮四、五城，或七、八城”的杀法，大西军确实很难将各地百姓全部杀光，往往就是在一地狂杀一通，再奔赴下一地。此外，对义军控制的雅州、嘉定州、叙府、顺庆、重庆地区，一些高地土司区域以及尚在明国控制下的遵义府（按：遵义府之地在明国行政区划中属于四川省，清国改划至贵州省），大西军也没法深入屠杀。不过，对于最靠近其统治核心的成都地区，大西军的屠杀进行得相当彻底。
之所以杀得如此仓促，是因为留给张献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1646年1月，清廷命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命其统多罗贝勒尼堪、固山贝子屯齐喀（努尔哈赤之侄孙）、满达海、总兵李国英、刘进忠率八旗、绿营之兵往征四川（按：清国定宗室爵位为十二等，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5月，杨展率义军从嘉定州出兵进至眉州彭山县，在当地的彭江口与大西军船队水战，“纵火大战,烧沉其舟”，取得了大捷。此战，杨展军击沉了大量满载所掠财物的大西军船只——这些财物中有三万多件在2017年被考古队打捞出水，成了关于张献忠屠蜀的重要物证。至此，杨展部义军已逼近成都。
史载：“献忠忿杨展尽取故地，又怒川人之不附己也，大杀成都居民，率众八万，蔽江而下。展起兵逆之，战于彭山。分左右两翼衡拒，而别遣小船，载火器以攻贼舟。兵交，风大作，贼舟火。展身先士卒，殪前锋数人，贼崩败，反走。江口两岸逼仄，前后数千艘，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展急登岸促攻，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尽焚，士卒糜烂几尽，所携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悉沉水底。献从别道逃免。”
大西军惨败于彭江口后，张献忠知道自己已经很难逃脱巴蜀爱国者的清算，遂下令焚毁成都，而后率部东窜。当时，大西军营中有许多被他们掳来充当性奴的妇女，张献忠一人竟“除正后四人外尚有妃嫔三百名”。离开成都前一天，张献忠下令“除留后妃二十人为服役诸事外，余二百八十人尽皆杀绝。至于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绕，献忠另选出一队兵为刀斧手，号令一声，乱砍乱杀，叫冤哭惨之声震动天地，妇女尸身堆集如山，血流成河”。在屠杀了这些女性后，张献忠“狂喜欲舞，并向各官称贺，谓已脱离妇女之轭，身无挂累，前行无阻，定得天下”。此外，他又下令“各将军分头四出，烧房屋、粮草”，在大西军的控制区内大搞焦土政策，且“前发放火兵丁，后随遣心腹贼尾迹密查。如某一路某处房屋烧毁，尚有尺寸之木未成灰烬，领兵与放火兵俱剥皮。某一路烧粮草兵丁，某处遗有米银一撮、草数束者，亦如前法。而营兵惨死，又不下二万余。”就这样，张献忠大西军一路彻底破坏，在1646年9月8日攻下了川东义军据守的顺庆府城，把城中的10万军民全部杀光，并在此停留二十四天，其后窜到西充县境内。杨展部则在大西军弃城后进占成都，只见到一片充斥着尸体和废墟的废土，遂因补给困难撤回嘉定州。
1646年11月26日，豪格所率的入川清军进抵川北保宁府的南部县，距西充仅有三百里，在这里探知大西军正在西充。豪格遂率八旗军“衔枚疾驰，一昼夜行三百里，在27日到达西充凤凰山，这里屯扎着兵力多达数十万的大西军。当八旗军逼近时，有大西军侦察兵向张献忠报告，说“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却认为是扰乱军心的谣传，“即时震怒，欲将报信之兵正法”。接着，又有侦察兵向张献忠报告，说“满兵马队五人已到营外对面高山”。于是，张献忠持短矛上马，连盔甲都没穿，就带着七八个小卒和一个太监冲出营外出营探听虚实，“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地上乱滚，痛极而亡。”这个恶魔，就这样毫无尊严地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那名太监见此，赶快奔回营中高叫“大王已被射死”，于是大西军“一时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随军的安文思、利类思两位耶稣会士被八旗军俘虏，受到豪格接待。在接待中，豪格热切地问两人“能否造机器”，两人则回答说能造日晷。身为一介武夫的豪格虽不知日晷是什么东西，但还是命部下优待两人，后来又把他们带回了北京，让他们为清廷制造天文仪器。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将领梁一训率众降清，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人则收拢了一批余部，向南转攻曾英、董琼英部义军据守的重庆。1646年12月，孙可望等所率大西军余部突袭重庆城外的天险佛图关，在此“穷寇死斗”，击败了出关迎战的曾英部将李定、余仲所部。余仲部败退后纵火烧营，试图毁营而遁，引发全军溃散，曾英中箭落水牺牲。于是，大西军得以顺利渡过长江，继续南逃，经遵义跑到了云南。曾英部则土崩瓦解，无法再保护重庆民众。此次战败后，董琼英收拢一批义军残部退入巫山、夔州一带山中。数年后，董琼英病逝，其部众归降清国。
关于南逃大西军余部此后的动向，就是流窜入云南制造滇东大屠杀，随后与南明合流。而这批大西军南逃后四川局势的发展如下：
张献忠的大屠杀减少了四川的近半人口，使当地尸体遍地，生产设施和物资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因此，在张献忠死后，成都平原爆发了大饥荒、大瘟疫，其情况是“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随着人口继续大量减少，老虎开始招摇过市，以人为食。从1647年开始，四川各地“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还有携带者狂犬病毒的野狗泛滥成灾，“人中其毒者必发狂而死，（野狗）百十成群，一犬吠声，众犬皆起，过路行人，须臾毙命。”
除了杀人的盗贼、饥荒、瘟疫、野兽外，还有杀人的明清两国的军队，在此先讲清军的情况。入川清军的统帅豪格乃皇太极长子，曾于1643年时与帝位失之交臂，性格宽厚，一开始颇想在四川争取民心。清军击毙张献忠后，豪格亲自看了张献忠的尸体，拔刀仰天道：“献忠罪恶滔天，毒流万姓。予受天子命，奉天行诛。谨为亿万人复仇！”说完，他就下令将张献忠的尸体示众于清军营门，让百姓自由复仇，于是残民们“远近闻者争斫其骨，毁折几尽”，把张献忠碎尸万段。
不过，很快清军也开始向百姓施暴。在大西军于西充凤凰山崩溃后，有曾被杨展打败的大西军将领梁一训率部剃发降清，清军招降的大西军总数多达文武官235人、马步兵6990余人。于是，豪格就命麾下总兵李国英部会同梁一训部往取成都——这个李国英本是左良玉麾下将领，后来随左梦庚、黄澍降清。因此，清军李、梁两部实际上就是左良玉、张献忠余孽的集合。1647年3月11日，李、梁两部进占成都，所见的惨景是“千里无烟，无所设施”，连能让他们再抢一把的机会都没有了，就向北而去，退往龙安。离开成都前，梁一训部在当地搜到了仅剩的数千个残民，驱赶着他们一同北走。在路经绵竹时，梁一训又认为这些残民是个累赘，就下令把他们全部屠杀。至此，梁一训彻底为他的旧主完成了在成都的扫尾工作，使“成都之人竟无遗种”。事实上，就连清兵的生存也成了问题。李国英于1648年4月4日向清廷奏报，表示他的部下自上一年以来已有1333人病死、饿死、逃亡，只剩下310人。
另一方面，在清军于西充凤凰山击毙了张献忠后，豪格又率八旗军及刘进忠所部绿营兵进行了一次军事冒险，于1647年春出兵嘉定州进攻义军杨展部，被杨展部打得大败而退。败退时，清军中的八旗兵一开始还维持着军纪，“由正路径走，并不入人家”，大西军降将刘进忠所部则在路过简州时“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接着，八旗军的纪律也告崩坏，出现了用同样的办法闯入民宅搜粮、烧死百姓的行为。豪格、刘进忠部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非常缺乏粮食。此外，当时清军在进入瘟疫横行的成都平原后，还受困于严重的瘟疫。豪格曾为此发出哀叹，说清军无法因为瘟疫严重难以继续推进，处境是“疾病非常，如之奈何？”于是，在无奈之下，豪格便带着败兵经遂宁一路退到川北的保宁，接着又在1647年秋冬时节带着四川清军主力经陕西回到了北京，命李国英率其部留守保宁。1648年，清廷任命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命他驻扎在保宁提督军务、组织屯垦，又令平西王吴三桂、汉军镶蓝旗固山额真李国翰率部驻扎汉中作为后援，并任李国翰为定西将军。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出征四川是豪格的谢幕之战。1648年2月，豪格在班师北京后受到了年幼的顺治帝在太和殿的亲自宴请慰劳。然而就在这个月，曾与豪格争夺君位的多尔衮给他罗织了“徇隐部将冒功及擢用罪人”等罪名，将他投入狱中。3月，豪格在狱中自尽，他的福晋（妻子）则被多尔衮所夺。
与清军在四川的杀掠相比，明军在四川的杀掠规模更大。召集土司兵攻下雅州城的乡绅范文光在起兵时，曾找出一个叫朱平檙的明国宗室，将其尊为明国“蜀王”，又让这个“蜀王”任命范文光自己为兵备道，于是范文光部就有了“官军”的名号。1648年5月，永历政权任范文光为川南巡抚，这样范文光部就成了真正的明国官军。范文光部的官军化是与兵匪化相伴随的。随着饥荒席卷四川，范文光部在雅州到处抢掠粮食，甚至把百姓的种子粮抢去当作军粮，并到处杀人，哪怕看到老百姓只有一碗米也要“杀而夺之”，导致雅州境内“僵尸横路，白骨遍野”。
在川北地区，则出现了一支更为残暴的明国兵匪，那就是杀人之残忍甚至胜过了大西军的“摇黄贼”。在明末的川北深山地区，盘踞着一群名为“摇黄贼”的兵匪。他们的起源，是两个名叫姚天动、黄龙的流贼头目。这两人本是张献忠的手下，后来在1635年被张献忠分派到川东北地区占山为寇，从此从张献忠部独立出来，成了不时下山掳掠的盗匪。姚天动绰号“摇天动”，因此姚、黄两人的盗匪部队就被称为“摇黄贼”。1636年，姚天动、黄龙被明军杀死，于是摇黄贼又成了由十三个头领分领的联盟，称“摇黄十三家”。在这些头领中，有个十分凶残的人名叫袁韬，绰号“遵天王”，本是湖北沔阳人，因在家乡“奸婶”乱伦不容于乡里，遂投入摇黄贼中落草为寇。还有个名叫武大定的头领，本是驻陕西的明国七省总督孙传庭部下的将领，在1643年时曾随孙传庭出兵河南，参与了明军在当地的大屠杀。后来，武大定反复无常地在陕西先降李自成、后降清，接着又带着所部3000人遁入川东北山中落草为寇，成了摇黄贼的头目之一。张献忠入川后，摇黄贼趁着社会秩序大乱疯狂下山杀掠，袁韬部在川北蓬州、仪陇、南部等地“杀老幼，掳精壮，掘墓开坟”，甚至“攻劫乡里，以人为粮”，在这些地方为祸数年之久。武大定部则是为祸于绵竹、梓潼、江油一带，把当地屠掠得极其荒凉，到最后甚至“掠取无所获，贼众饥疲”。在杀人手法上，摇黄贼残酷至极。除了吃人外，摇黄贼每当攻破民众据守的地方，便是“寨硐一破，恣所欲为：剔目割耳、劓鼻截舌、断手斮胫、剥肤抽肠；甚之贯小儿於矛上，投活人於汤火，视其颠连踬踣，群用为戏。凶恶惨毒，有笔不能尽书者。”
事实上，袁韬、武大定部都有明国官军的身份。这是因为，永历政权在1647年任命了兵部侍郎李乾德为川北巡抚。李乾德是四川西充人，但此人是个典型的中华秦政帝国官僚，对自己的巴蜀乡土没什么感情。李乾德到达四川时只是个光杆巡抚，但很快袁韬、武大定就率部投靠了他，被他视为心腹，于是堂堂“巡抚大人”便成了摇黄贼的贼头，随袁韬部一起行动，袁、武两个贼头则成了明军总兵。到了1649年，川北一带除了清军控制的保宁地区外，已经被袁、武两部杀掠一空，他们在川北已经没什么能抢的了。
这时的整个四川，非土司区域中只有杨展部控制的嘉定州、叙府一带还是一片安定的乐土。在控制那一带的几年中，杨展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派人前往贵州、湖北和土司区域买粮，对治下的民众“自绅士以下至弟子员皆给资；农民予牛、种，使择地而耕”，又命其子杨璟新实行屯田，每岁获粮数千石。此外，杨展下令建造竹筏数千，派人乘筏前往荣县、威远、富顺等地营救残民，护送他们到义军控制区。1648年，一个名叫傅迪吉的简州士人逃到杨展控制区，写下了他在那里的见闻：“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戴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且鼓乐喧天，酒后欢呼之声，彻于道路。又有修造之家，斧凿之声相闻不绝。自太平以至今日，未尝有也。常思常叹，吾地与此相隔不过数日之程，俨然天堂地狱之别，特恨其相遇之晚也。犹幸其既得相遇，断无一性命之虑矣。”
史载“民间饥馑，厉疫相仍，斗米值三十金，饿莩载道，或父子相烹食。乃遣使百人，赴黔、楚告籴，前后入米数十万石。自乡先生以下及弟子员，具瞻资与朝夕居处，农民给牛种口粮使择田而耕，壮而愿戎事者补伍使操兵战，百工杂流各以其艺就食，孤贪无告者廪之；于是巴蜀孑遗赖以全活者甚众。又放兵屯种嘉定所属六县田。是年秋大获。展遂雄视全川矣。蜀人走四方者，述展慈爱，莫不流涕。”
很快，李乾德、袁韬、武大定和他们所率的食人族大军就把贪婪的目光瞄准了杨展的控制区。1649年5月的一天，李、袁、武三个恶棍在袁韬营中碰头，袁、武两人表示“军无粮饷，奈何？”李乾德则说“惟求救于杨展，展若从则无饥乏患也”，于是袁、武二人就让李乾德先去杨展处试探。随后，李乾德端着明国巡抚的官威来到嘉定与杨展见面，说“（武）大定与（袁）韬愿归将军帐下”，杨展则断然拒绝，说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话：“风土既异，心性必殊，嫌隙所由生也。今部下数万众，皆吾梓里，甘苦共之，赴汤蹈火，皆无异志。若增袁、武，恐滋他患。吾意已决矣，幸勿复言！”
于是，狡猾的李乾德转而拍起马屁，说袁、武二人想投靠杨展是因为“慕将军之威德”，表示杨展如此就可不费一兵一矢增加一批部队，实属“机未可失，时不再来”。杨展竟这样放下了戒备，答应将袁、武两部安置在犍为，并给他们提供粮食。来到杨展的控制区后，袁韬、武大定也没有纵兵扰害平民，反而对杨展大献殷勤，“以兄事（杨）展”，使杨展进一步放松了警惕。8月的一天，李乾德对袁韬说：“地方钱粮，供朝廷之公物也，岂（杨）展所私而以布惠于僚友？且展据有西南，终当尾大不掉，公等皆人杰，仰鼻若人耶？”于是袁、武两人在密议之后，就以袁韬过生日为由，把杨展骗到犍为赴宴，在杨展喝醉后将其刺杀。大英雄杨展就此落幕，时年四十九岁。嘉定军民得知杨展的死讯后，“哭泣之声通城内外”。
接着，袁韬、武大定两部凶相毕露，对嘉定州城展开围攻。杨展部将赵友鄢、孙会率全城军民死守了三个月，最后在1649年11月24日不支城破。袁、武军入城后疯狂杀掠，“吊拷炮烙，备极其惨，哀号之声数日夜始息”。袁、武两人知道杨展曾在彭江口打败过满载财物的大西军船队，就让人搜掠杨展的家，“吊拷夫人，并烧毙经事之人”，却发现清廉的杨展没什么财物。于是，他们就又把杨展的儿子杨璟新投入水中淹死，将杨展之妾陈氏、江氏杀害。至此，川南嘉定、叙府一带彻底沦入明国兵匪之手，挂着“川北巡抚”官职李乾德把嘉定变成了他的驻地。在这批兵匪的杀掠下，嘉定、叙府一带也很快就变成了废土。其后，袁、武军又在1650年7月攻陷雅州，击败了盘踞当地的明军范文光部，范文光逃入山中服毒自尽。至此，川南地区全都落入李乾德、袁韬、武大定的控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