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三共论”预言
伪满洲国总理大臣郑孝胥的“三共论”预言。“三共论”预言来历始末。
郑孝胥，福建人，字“苏戡”，又字“太夷”，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举人，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秘书，神户大阪总领事等职，宣统3年(公元1911年)任湖南布政使，清朝灭亡后开始以遗老自居。因其书斋名曰“海藏楼”，所以号“海藏”，其个人诗集也命名为《海藏楼诗集》。从“海藏楼”这个名称可知，其藏书应该极为丰富。因其略有些秃顶，又常以“秃翁”自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一时没了落脚点正在发愁时，郑孝胥联系到日本人，让溥仪暂住日本公使馆。郑孝胥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追随溥仪，积极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正式向日本求援，以期复辟，不久，随溥仪赴东北，投入日军怀抱，卖国求荣，当了汉奸，起草了伪满洲国国歌和建国宣言，最终成为伪满洲国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大臣，为人所不齿。他过去的好友都宣布和他绝交。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四章第六节“郑孝胥的理想”中回忆说：郑孝胥曾不止一次的对溥仪提出过一个“三共论”，即“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从此郑孝胥的“三共论”开始普遍为世人所知。
《郑孝胥日记》1925年11月16日记：“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
也就是说郑孝胥曾得到了一本图谶，“谶”就是隐语、预言的意思，图谶就是配有绘图的预言书。例如唐代预言书《推背图》就是一本典型的图谶，里面的每一象都由卦象、图画、谶语和颂词四部分构成。通过对该图谶的解读，郑孝胥个人认为：清朝会在历经共和、共产、共管这三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后复兴。可惜的是这本图谶的名称和具体内容都没有保留下来，非常遗憾的失传了，只留下来《郑孝胥日记》中的一句解读。郑孝胥并非预言家，“三共论”只是他对图谶预言的解读而已。
从历史上看郑孝胥非常相信自己对图谶的解读。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占据了优势，成立了民国北洋政府，经过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北洋分裂，中国南方的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并于1926年开始北伐，北洋垮台。据此郑孝胥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势力就是“共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北伐就是“共产”，未来必会有一个列强共管中国的“共管”时代。他将自己的锦囊妙计奉献给溥仪：赤祸扰乱东亚，必然引起国际干涉。大清应该利用国际干涉的机会，将王道的理想带回世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郑孝胥此时经常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溥仪还写道：“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的抄進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英人提倡共管中国……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走过历史回头看，郑孝胥对预言的解读有对也有误：“三共论”是大致无误的，但时间划分并非郑孝胥理解的那样短暂。其实图谶预言中的“共和”应该是指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时代，“共产”就是指如今共产邪党统治时期，“共管”很可能是未来中国实现民主，人民有选举权共同管理国家，也许是说那时的中国将以联邦或邦联、联盟的形式存在，而且到那时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全面复兴。
笔者作为修炼人，分析此图谶预言很可能是清朝时的某位预言家所作，所以其对未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图画或文字的描绘中有清朝特有服饰因素的存在，郑孝胥因此误解为清王朝的复辟成功，从此为了复辟清王朝绞尽脑汁，直至去勾结当时的日本侵华势力。
郑孝胥用自己的一生说明了那本图谶预言确实存在，只是他解读有误，否则他不可能如此执迷于复辟。其实未来复兴的是包括清朝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始于中共统治结束之后。
目前历史的進程，已经走到了共产邪党统治末期，全国人民对中共的怨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民众敢公开骂中共，中共治下的经济与民生状况越来越糟糕。明眼人都知道共产邪党的日子不多了。此阶段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因为每个人在加入中共组织时都发过为邪党牺牲一切的毒誓，这个毒誓不破除，那就相当于用自己的生命为共产邪党提供保障、提供担保，当共产邪党完蛋时，此人也要跟着赔上自己的性命，成为中共的殉葬品。那么如何破除毒誓呢？因为此毒誓是在加入时发的，那么当你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时，自然就破除了。
郑孝胥，福建人，字“苏戡”，又字“太夷”，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举人，曾任清朝驻日本使馆秘书，神户大阪总领事等职，宣统3年(公元1911年)任湖南布政使，清朝灭亡后开始以遗老自居。因其书斋名曰“海藏楼”，所以号“海藏”，其个人诗集也命名为《海藏楼诗集》。从“海藏楼”这个名称可知，其藏书应该极为丰富。因其略有些秃顶，又常以“秃翁”自称。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一时没了落脚点正在发愁时，郑孝胥联系到日本人，让溥仪暂住日本公使馆。郑孝胥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追随溥仪，积极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正式向日本求援，以期复辟，不久，随溥仪赴东北，投入日军怀抱，卖国求荣，当了汉奸，起草了伪满洲国国歌和建国宣言，最终成为伪满洲国总理，兼陆军大臣和文教大臣，为人所不齿。他过去的好友都宣布和他绝交。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四章第六节“郑孝胥的理想”中回忆说：郑孝胥曾不止一次的对溥仪提出过一个“三共论”，即“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从此郑孝胥的“三共论”开始普遍为世人所知。
《郑孝胥日记》1925年11月16日记：“共和生子曰共产，共产生子曰共管。共氏三世，皆短折。共氏遂亡，皇清复昌。此图谶也。”
也就是说郑孝胥曾得到了一本图谶，“谶”就是隐语、预言的意思，图谶就是配有绘图的预言书。例如唐代预言书《推背图》就是一本典型的图谶，里面的每一象都由卦象、图画、谶语和颂词四部分构成。通过对该图谶的解读，郑孝胥个人认为：清朝会在历经共和、共产、共管这三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后复兴。可惜的是这本图谶的名称和具体内容都没有保留下来，非常遗憾的失传了，只留下来《郑孝胥日记》中的一句解读。郑孝胥并非预言家，“三共论”只是他对图谶预言的解读而已。
从历史上看郑孝胥非常相信自己对图谶的解读。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占据了优势，成立了民国北洋政府，经过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北洋分裂，中国南方的国民党开始与共产党合作，并于1926年开始北伐，北洋垮台。据此郑孝胥认为：辛亥革命后的北洋势力就是“共和”，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北伐就是“共产”，未来必会有一个列强共管中国的“共管”时代。他将自己的锦囊妙计奉献给溥仪：赤祸扰乱东亚，必然引起国际干涉。大清应该利用国际干涉的机会，将王道的理想带回世界。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回忆郑孝胥此时经常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溥仪还写道：“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那时关于‘列强’共管中国的主张，经常可以从天津外文报纸上看到。郑孝胥对这类言论极为留意，曾认真的抄進他的日记、札记，同时还叫他的儿子郑垂译呈给我。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报纸《天津日日新闻》上的一篇：英人提倡共管中国……郑孝胥认为，这类的计划如果能实现，我的复位的时机便到了。”
走过历史回头看，郑孝胥对预言的解读有对也有误：“三共论”是大致无误的，但时间划分并非郑孝胥理解的那样短暂。其实图谶预言中的“共和”应该是指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时代，“共产”就是指如今共产邪党统治时期，“共管”很可能是未来中国实现民主，人民有选举权共同管理国家，也许是说那时的中国将以联邦或邦联、联盟的形式存在，而且到那时中华传统文化得到了全面复兴。
笔者作为修炼人，分析此图谶预言很可能是清朝时的某位预言家所作，所以其对未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图画或文字的描绘中有清朝特有服饰因素的存在，郑孝胥因此误解为清王朝的复辟成功，从此为了复辟清王朝绞尽脑汁，直至去勾结当时的日本侵华势力。
郑孝胥用自己的一生说明了那本图谶预言确实存在，只是他解读有误，否则他不可能如此执迷于复辟。其实未来复兴的是包括清朝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始于中共统治结束之后。
目前历史的進程，已经走到了共产邪党统治末期，全国人民对中共的怨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民众敢公开骂中共，中共治下的经济与民生状况越来越糟糕。明眼人都知道共产邪党的日子不多了。此阶段对于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因为每个人在加入中共组织时都发过为邪党牺牲一切的毒誓，这个毒誓不破除，那就相当于用自己的生命为共产邪党提供保障、提供担保，当共产邪党完蛋时，此人也要跟着赔上自己的性命，成为中共的殉葬品。那么如何破除毒誓呢？因为此毒誓是在加入时发的，那么当你声明退出中共组织时，自然就破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