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驳胡锡进"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虽说他是叼盘狗,但我还是想听一下有理有据的反驳。
以下是原文:
这次抗疫,中国无疑做得比美欧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这两天,美国每天还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数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点,另外纽约州的数据出现了微弱下降,社会上立刻就有了些许乐观,股市蹭蹭往上涨。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但问题是,每次中国网上形成公共舆论事件时,激烈的抨击者们可不是那样的态度,那种情形显得,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中国有很多人很喜欢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标准来开展国内的批判,但中西之间的一些认知和逻辑显然有一些误读和失调的地方。总的来看,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动态稳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加以定义。
窃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也不要“装”得无所不能。中国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但也大概没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到头来事情做不到那么好,舆论对这样的“维稳”并不喜欢。重要的是,让一切尽量回归真实,那样的治理会更顺其自然,也让方方面面更轻松,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的破解。
以下是原文:
这次抗疫,中国无疑做得比美欧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这两天,美国每天还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数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点,另外纽约州的数据出现了微弱下降,社会上立刻就有了些许乐观,股市蹭蹭往上涨。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还有,武汉一个社区在有领导视察时有居民从窗户喊“假的假的”,那声音几乎震动了整个中国互联网。包括一个小区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环卫车运送的,也引起了海啸般的声讨。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说大家都认同,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标准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么也行。但问题是,每次中国网上形成公共舆论事件时,激烈的抨击者们可不是那样的态度,那种情形显得,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和美欧国家比起来,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能不说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国这边的舆论厉害,还是美国那边的舆论厉害,还真不太好说。中国有很多人很喜欢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标准来开展国内的批判,但中西之间的一些认知和逻辑显然有一些误读和失调的地方。总的来看,中国很重视和谐,但大社会的和谐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的动态稳定?这个问题恐怕需要进一步加以定义。
窃以为,中国的社会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实事求是的路线,政府也不要“装”得无所不能。中国不能够学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实”得吓人的东西,最后事情没那么差,从而混过去。但也大概没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抚社会,到头来事情做不到那么好,舆论对这样的“维稳”并不喜欢。重要的是,让一切尽量回归真实,那样的治理会更顺其自然,也让方方面面更轻松,更容易操作。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对它的破解。
胡叼盘说的有一部分是对的,美欧社会承受能力就是强啊。举个例子,在美国,一个17岁的少年因为武汉肺炎被送到医院之后,因为没有保险,那家医院拒绝治疗,等到他转去第二家愿意接受他的医院之后,已经为时已晚。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coronavirus-teenager-death-california-health-insurance-care-emergency-room-covid-19-a9429946.html
在美国twitter上几乎看不到有多少人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所以胡叼盘说的部分是对的。
但是他不理解本质。美欧社会承受能力强的本质是,在民主体制下,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即便政府有一些小错误,我们也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换上另一个更好的政府。而在中共统治下,人民别无选择,所以哪怕是很小的错误,都会引起人民极大的不满,这就是中共集权统治下政权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也就是中共统治缺乏正当性。而在民主社会中,政府并不缺乏正当性,社会承受能力自然强。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coronavirus-teenager-death-california-health-insurance-care-emergency-room-covid-19-a9429946.html
在美国twitter上几乎看不到有多少人对这个事件进行讨论。所以胡叼盘说的部分是对的。
但是他不理解本质。美欧社会承受能力强的本质是,在民主体制下,政府是由人民选出来的,所以人民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即便政府有一些小错误,我们也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换上另一个更好的政府。而在中共统治下,人民别无选择,所以哪怕是很小的错误,都会引起人民极大的不满,这就是中共集权统治下政权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来源也就是中共统治缺乏正当性。而在民主社会中,政府并不缺乏正当性,社会承受能力自然强。
不作反驳,只作分析
因为社会契约讲究权责对等。
欧美民主政府权力有限,责任有限,不能什么都管,自然不必为所有的社会负面事件负全责。
中共明确指出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一切你都要管,出了问题还不用负责,还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且没人能来追究责任。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不存在任何社会契约。中国的本质就是征服者对降虏进行单方面的统治。
#奴隶主自然不必为奴隶的死负责,奴隶也无法因为同伴的死对奴隶主追责。因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不拥有任何权利。
“中国是共产党的家业” —— 杂近平
------------------------------------以上为原回答--------------------------------------------------------
但是僭主制的情况比这种传统君主制的主奴关系还要更加恶劣。起码奴隶还是奴隶主自己的财产,人们通常会比较爱惜自己的财产。
#如果一个劫匪把奴隶主劫杀了,发现奴隶主领着一群奴隶,于是便拿起奴隶主的鞭子来使用这群奴隶。他的身份得不到其他奴隶主的承认,随时可能被其他奴隶主讨伐,从而失去奴隶的拥有权。他的鞭子,又找不到稳定的继承者和继承方式,死后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分配。你猜他会怎么对待这群奴隶?
无法解决权力来源法统的合理性问题,和权力的稳定交接继承问题,这便是评论中提到的僭主政治。
但是中国政治比这种僭主制更加恶劣。僭主如果能合理运用奴隶资源,长期稳定统治下去,等到奴隶和其他人习惯新奴隶主,忘记上一个,[u]还是有一定机会转化成新的君主的。[/u]
#你可以把所有的征服者,高级共产党员,即赵家人,想象成一个由一群僭主组成的共产人民公社的成员。而其余中国人就是这个公社的共同财产,共用奴隶。谁成为了公社里的大小领导,谁就要抓紧机会狠狠压榨一笔。即便是普通社员,边缘赵家人,一有机会也偷着要去粮仓里狠捞一把。
可以称之为共产僭主制
在这个集体公社里,任何做长远打算的僭主一定是吃亏的,面对搞权斗的僭主,你会连眼前这关都过不去。
任何一个认真工作,合理运用奴隶的僭主,也一定是吃亏的,你的工作成果,都会被搞权斗的僭主拿走大头。
唯有擅长权术斗争的僭主,才能占到好处。
于是大大小小的公社领导,便驱赶着奴隶们相互攻伐,踏在奴隶们的尸体上,以奴隶们为工具进行激烈的权术斗争,没有任何人关心奴隶的损失。
你只要沿着这个逻辑,中国建国以来的所有事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清楚了。
反右,跃进,文革,都是互斗的小把戏,以为了公社好的名义开展斗争。公社的奴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斗起来死了几百万几千万,公社看起来也没有明显的损失。于是斗争便不停的进行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僭主们都玩累了,抬头望望窗外,发现自己这个奴隶主的生活条件,没比外国的自由民高多少。
于是僭主们一合计,咱先不打了,公社里的好东西都糟蹋的差不多了,公社的生活条件三十年都没改善了,跟外面一比简直无法忍受,有辱我们奴隶主的身份。现在克林顿带着机会来了,我们把奴隶拿出来,给外国自由民打打黑工,换点洋玩意,大伙一起改善生活岂不美哉?权斗型的僭主也觉得这样有好处,于是便暂时偃旗息鼓,等着工作型的僭主运用奴隶给公社赚钱。
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
共产僭主比单纯的僭主制恶劣的多。共产僭主们拿到奴隶后,必须要先作一阵,闹一阵,等到现有资源糟蹋败坏的差不多了,快要揭不开锅了,才想起来合理运用奴隶。而运用奴隶赚到点资源,好日子过了几天,就又要忍不住,开始继续作,继续闹,继续权斗争好东西。
别忘了,在以上所有描述中,我们扮演的都是奴隶这个角色。千万别把自己带入僭主的角色。
“中国是共产党的家业” —— 杂近平
看到这,你是不是更理解杂总书记这句话的含义了呢。
因为社会契约讲究权责对等。
欧美民主政府权力有限,责任有限,不能什么都管,自然不必为所有的社会负面事件负全责。
中共明确指出了,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一切你都要管,出了问题还不用负责,还能把责任推给别人,而且没人能来追究责任。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不存在任何社会契约。中国的本质就是征服者对降虏进行单方面的统治。
#奴隶主自然不必为奴隶的死负责,奴隶也无法因为同伴的死对奴隶主追责。因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奴隶不拥有任何权利。
“中国是共产党的家业” —— 杂近平
------------------------------------以上为原回答--------------------------------------------------------
但是僭主制的情况比这种传统君主制的主奴关系还要更加恶劣。起码奴隶还是奴隶主自己的财产,人们通常会比较爱惜自己的财产。
#如果一个劫匪把奴隶主劫杀了,发现奴隶主领着一群奴隶,于是便拿起奴隶主的鞭子来使用这群奴隶。他的身份得不到其他奴隶主的承认,随时可能被其他奴隶主讨伐,从而失去奴隶的拥有权。他的鞭子,又找不到稳定的继承者和继承方式,死后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分配。你猜他会怎么对待这群奴隶?
无法解决权力来源法统的合理性问题,和权力的稳定交接继承问题,这便是评论中提到的僭主政治。
但是中国政治比这种僭主制更加恶劣。僭主如果能合理运用奴隶资源,长期稳定统治下去,等到奴隶和其他人习惯新奴隶主,忘记上一个,[u]还是有一定机会转化成新的君主的。[/u]
#你可以把所有的征服者,高级共产党员,即赵家人,想象成一个由一群僭主组成的共产人民公社的成员。而其余中国人就是这个公社的共同财产,共用奴隶。谁成为了公社里的大小领导,谁就要抓紧机会狠狠压榨一笔。即便是普通社员,边缘赵家人,一有机会也偷着要去粮仓里狠捞一把。
可以称之为共产僭主制
在这个集体公社里,任何做长远打算的僭主一定是吃亏的,面对搞权斗的僭主,你会连眼前这关都过不去。
任何一个认真工作,合理运用奴隶的僭主,也一定是吃亏的,你的工作成果,都会被搞权斗的僭主拿走大头。
唯有擅长权术斗争的僭主,才能占到好处。
于是大大小小的公社领导,便驱赶着奴隶们相互攻伐,踏在奴隶们的尸体上,以奴隶们为工具进行激烈的权术斗争,没有任何人关心奴隶的损失。
你只要沿着这个逻辑,中国建国以来的所有事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解释清楚了。
反右,跃进,文革,都是互斗的小把戏,以为了公社好的名义开展斗争。公社的奴隶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斗起来死了几百万几千万,公社看起来也没有明显的损失。于是斗争便不停的进行了三十年。
三十年后,僭主们都玩累了,抬头望望窗外,发现自己这个奴隶主的生活条件,没比外国的自由民高多少。
于是僭主们一合计,咱先不打了,公社里的好东西都糟蹋的差不多了,公社的生活条件三十年都没改善了,跟外面一比简直无法忍受,有辱我们奴隶主的身份。现在克林顿带着机会来了,我们把奴隶拿出来,给外国自由民打打黑工,换点洋玩意,大伙一起改善生活岂不美哉?权斗型的僭主也觉得这样有好处,于是便暂时偃旗息鼓,等着工作型的僭主运用奴隶给公社赚钱。
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
共产僭主比单纯的僭主制恶劣的多。共产僭主们拿到奴隶后,必须要先作一阵,闹一阵,等到现有资源糟蹋败坏的差不多了,快要揭不开锅了,才想起来合理运用奴隶。而运用奴隶赚到点资源,好日子过了几天,就又要忍不住,开始继续作,继续闹,继续权斗争好东西。
别忘了,在以上所有描述中,我们扮演的都是奴隶这个角色。千万别把自己带入僭主的角色。
“中国是共产党的家业” —— 杂近平
看到这,你是不是更理解杂总书记这句话的含义了呢。
首先前提就错了,中国防疫怎么可能比欧美要好。连基本的数据都不公开透明,中国人很喜欢拿“抄作业”来说事,前提是中国的考试成绩都是瞒报的,如何进行比较?
第二,当国外某些国家的政府出现一些失职行为的时候支持率是下降的,例如在日本早期针对钻石公主号的防疫问题的时段,NHK的民调就显示那时候的安倍内阁支持率是下降的。至于美股上涨,和纽约州的数据关系不是很大,首先美股出现熔断和大范围下降的时间点美国还根本称不上疫情严重。股市的涨跌和疫情有关但相关性不是那么紧密。根本还是和未来经济的预期有关系,而影响经济是多方面的。另外股市也有反弹,基本上跌到一定程度出现上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代表一定乐观。
第三,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头上是的确没防护服,但舆论并不平静而且医生们还上街抗议了。中国医生不是没有防护服,是红十字会把捐助来的防护服占为己有,这才引发网络舆论的声讨。而中国人可不敢上街抗议。湖北红会不是动作慢了些,而是贪污腐败把公共捐款占为己用,阻拦记者进行采访。
第四,关于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也是大事化小的说法。分明是垄断市场,强卖高价菜,拿垃圾车装蔬菜。甚至还处罚直接找到菜商进口蔬菜转卖给居民的人。总算爆发抗议的时候,还歪曲抗议人数,事后还进行人员逮捕。
第五,中国社会承受力的确很弱,很容易因为一点事情就崩溃,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体系相比欧美差太多了。但是崩溃了也不要紧,在过去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照样会歌颂政府。中国政府的承受力比欧美强多了。
第二,当国外某些国家的政府出现一些失职行为的时候支持率是下降的,例如在日本早期针对钻石公主号的防疫问题的时段,NHK的民调就显示那时候的安倍内阁支持率是下降的。至于美股上涨,和纽约州的数据关系不是很大,首先美股出现熔断和大范围下降的时间点美国还根本称不上疫情严重。股市的涨跌和疫情有关但相关性不是那么紧密。根本还是和未来经济的预期有关系,而影响经济是多方面的。另外股市也有反弹,基本上跌到一定程度出现上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代表一定乐观。
第三,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头上是的确没防护服,但舆论并不平静而且医生们还上街抗议了。中国医生不是没有防护服,是红十字会把捐助来的防护服占为己有,这才引发网络舆论的声讨。而中国人可不敢上街抗议。湖北红会不是动作慢了些,而是贪污腐败把公共捐款占为己用,阻拦记者进行采访。
第四,关于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也是大事化小的说法。分明是垄断市场,强卖高价菜,拿垃圾车装蔬菜。甚至还处罚直接找到菜商进口蔬菜转卖给居民的人。总算爆发抗议的时候,还歪曲抗议人数,事后还进行人员逮捕。
第五,中国社会承受力的确很弱,很容易因为一点事情就崩溃,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体系相比欧美差太多了。但是崩溃了也不要紧,在过去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照样会歌颂政府。中国政府的承受力比欧美强多了。
因为民主社会的问题都是真实的甚至被夸大的,极权社会的问题是被封杀掩埋到了捂不住的地步才爆出来一点点的。
民主社会是冰山,极权社会你只能看到冰山一角。现在极权社会的一角都快和民主社会的山一样大了,还是在这极权社会的水最近越来越深的状况下,你说水面下会是个什么庞然大物?
民众早就适应了这一点,承受力自然也大不相同。
实际上,看到一点点负面信息就要赶尽杀绝的正是中共自己,就像胡编一如既往的风格一样,堪称自嘲完美。
民主社会是冰山,极权社会你只能看到冰山一角。现在极权社会的一角都快和民主社会的山一样大了,还是在这极权社会的水最近越来越深的状况下,你说水面下会是个什么庞然大物?
民众早就适应了这一点,承受力自然也大不相同。
实际上,看到一点点负面信息就要赶尽杀绝的正是中共自己,就像胡编一如既往的风格一样,堪称自嘲完美。
民主宪政国家都是有限权力的政府,自然不能对他有无限责任的要求
不像某大国,无限权力只承担有限责任,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像某大国,无限权力只承担有限责任,甚至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就是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正常来说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有两种来源,要么来源于上帝,要么来源于人民。前者叫君权神授,后者叫人民主权。蒙昧时代以来全人类都是玩前者,然而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前者逐渐被抛弃,现存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转向后者,以定期的全民选举的方式靠“人民”这尊现代神赋予政府以合法性。因此无论政府做出了什么决策,本质上都是人民背书和授权的。
这种状态下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相当于雇主和雇员,雇员犯了错,雇主最多只能解雇他,毕竟是你自己招的人,他犯错也只能说明你的判断有误。你可以抱怨他,但你不会想着去杀了他(也就是所谓的革命)
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脱欧,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蠢主意,但是政府却必须执行,因为是人民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出的意志,即使事后证明这个决策可能有错,那也只能吞下苦果。
而中国则是一个怪胎,他的合法性既不像传统君主制国家一样来源于上帝,也不像民主国家一样来源于人民,因此他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枪杆子和钱袋子身上,必须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且尽可能的不能在施政上犯错,因为他没有人民的授权。以那个雇主雇员的例子,相当于一个雇员自顾自的就来上班了且雇主没有办法合法解雇他,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雇员犯了错误哪怕只是微小的错误,雇主也会相当不满,并且因为无法合法解雇的缘故,甚至会暗起杀心,也就是大家都很担心的大洪水。
正常来说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只有两种来源,要么来源于上帝,要么来源于人民。前者叫君权神授,后者叫人民主权。蒙昧时代以来全人类都是玩前者,然而法国大革命以后随着近代化的推进,前者逐渐被抛弃,现存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转向后者,以定期的全民选举的方式靠“人民”这尊现代神赋予政府以合法性。因此无论政府做出了什么决策,本质上都是人民背书和授权的。
这种状态下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相当于雇主和雇员,雇员犯了错,雇主最多只能解雇他,毕竟是你自己招的人,他犯错也只能说明你的判断有误。你可以抱怨他,但你不会想着去杀了他(也就是所谓的革命)
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英国脱欧,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蠢主意,但是政府却必须执行,因为是人民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决出的意志,即使事后证明这个决策可能有错,那也只能吞下苦果。
而中国则是一个怪胎,他的合法性既不像传统君主制国家一样来源于上帝,也不像民主国家一样来源于人民,因此他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枪杆子和钱袋子身上,必须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且尽可能的不能在施政上犯错,因为他没有人民的授权。以那个雇主雇员的例子,相当于一个雇员自顾自的就来上班了且雇主没有办法合法解雇他,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雇员犯了错误哪怕只是微小的错误,雇主也会相当不满,并且因为无法合法解雇的缘故,甚至会暗起杀心,也就是大家都很担心的大洪水。
楼上葱油说的都很好,我提供一个其他的思路:为什么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如此弱?
近几年算好的了,也就六七年前吧,豆腐渣工程,动车翻车,频频矿难这些事儿可不少。虽然大部分人把具体事件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对政府的公信力的质疑一直是比较多的。只是党国最近已知采取信息封锁的禁评策略。随着信息封锁,各种文化封锁都来了,什么美国电影是毒草,西方媒体在胡扯,最后就是经营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态,然后在四周筑起高墙。
在平时,这个生态比较稳定(因为里面变量实在太少了),但是一个不丰富的生态是不稳定的,这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不然为什么那个二号生态圈投了好几亿,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有蟑螂呢?
其实纵观中共之历史,解决问题的策略一直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当一个问题没办法这么解决时,中共的低效繁冗就彻底暴露了。
近几年算好的了,也就六七年前吧,豆腐渣工程,动车翻车,频频矿难这些事儿可不少。虽然大部分人把具体事件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实际上对政府的公信力的质疑一直是比较多的。只是党国最近已知采取信息封锁的禁评策略。随着信息封锁,各种文化封锁都来了,什么美国电影是毒草,西方媒体在胡扯,最后就是经营起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生态,然后在四周筑起高墙。
在平时,这个生态比较稳定(因为里面变量实在太少了),但是一个不丰富的生态是不稳定的,这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不然为什么那个二号生态圈投了好几亿,最后能活下来的只有蟑螂呢?
其实纵观中共之历史,解决问题的策略一直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当一个问题没办法这么解决时,中共的低效繁冗就彻底暴露了。
三年困难官方数据死了3000万人,社会都没出什么事。欧美真是个弟弟
不必反駁呀
他的文章證明歐美公民的日常生活,確實過得比中國百姓好呀
生活平常過得好好的,所以偶發一次意外事故,還能有涵養忍耐一下
中國百姓平常就忍氣吞聲,忍辱偷生就已是常態
隱忍不發的怨氣,劍拔弩張的狀態必然是一觸即發
他的文章證明歐美公民的日常生活,確實過得比中國百姓好呀
生活平常過得好好的,所以偶發一次意外事故,還能有涵養忍耐一下
中國百姓平常就忍氣吞聲,忍辱偷生就已是常態
隱忍不發的怨氣,劍拔弩張的狀態必然是一觸即發
中国假装混入国际秩序,假装是文明国家。当然要假装面对屁民对你共合法性的质疑。
所以 支持中国和地球全面脱钩 闭关锁国 肃反大清洗 如此就不必伪装成文明人了 杀光13亿也没人管你们
黄俄老干部又想伪装成文明人享受人肉电池红利 又听不得白左上等人的假模假样的批评 甚至还想假装全球领袖 那么他们将得到什么呢?
坐等看戏
所以 支持中国和地球全面脱钩 闭关锁国 肃反大清洗 如此就不必伪装成文明人了 杀光13亿也没人管你们
黄俄老干部又想伪装成文明人享受人肉电池红利 又听不得白左上等人的假模假样的批评 甚至还想假装全球领袖 那么他们将得到什么呢?
坐等看戏
党的叼盘狗,这个忠狗头衔真不是盖的。
能从身心到灵智,彻底自觉自愿完成变形的怪物,我至今只见过老胡一个。
能从身心到灵智,彻底自觉自愿完成变形的怪物,我至今只见过老胡一个。
問題不是中國人多麼挑剔,美國人多麼心大,而是
1.美國人面對的是自己選出來的政府,而不是騎在頭上的政府
2.美國人可以隨時的求證真實情況,稍加理智思考就能知道鬧事是不是個合理的選擇
但中國人永遠不會知道水有多深
3.美國人並不是沒有對trump的抨擊,但是這些抨擊有比較理智的開展形式和宣洩方式,不至於會突然爆發。
4.平時是誰在人家行使公民權利的時候天天罵美國人耐受力差,一點事情就罷工,一到人家遵守公民義務好好守規矩的時候就罵別人愚民?
1.美國人面對的是自己選出來的政府,而不是騎在頭上的政府
2.美國人可以隨時的求證真實情況,稍加理智思考就能知道鬧事是不是個合理的選擇
但中國人永遠不會知道水有多深
3.美國人並不是沒有對trump的抨擊,但是這些抨擊有比較理智的開展形式和宣洩方式,不至於會突然爆發。
4.平時是誰在人家行使公民權利的時候天天罵美國人耐受力差,一點事情就罷工,一到人家遵守公民義務好好守規矩的時候就罵別人愚民?
就是骗骗不动脑子的人。
在美国,总统是人们投票选的,州长是人们投票选的,市长是人们投票选的。官员能投票选上,就能投票赶走,那还废什么话,说话报怨能比投票选举还有效?中国人没有投票选举,除了能说几句话也没啥力量了。就算这样,还屡屡被删评禁言。
欧美政府权力有限,权力有限便责任有限。在欧美生活的人平时就很少受政府限制,遇到危机,政府也只能负部分责任。而中国,管天管地。今天开车限行,明天出版审查,后天又不让光膀子遛弯。把“党是领导一切的”都写进党章了,现在出了事还想赖?
说欧美社会承受力强。那好,香港人承受力不强,看看你国是怎么对待香港人的。89之前的事都不用提了。
再有,今天说美国媒体辱华,明天说美国媒体报假新闻,结果美国媒体说政府支持率上升你老胡一下子就信了。你老胡有准儿没准儿?
每天编瞎话,晚上睡得着吗?
在美国,总统是人们投票选的,州长是人们投票选的,市长是人们投票选的。官员能投票选上,就能投票赶走,那还废什么话,说话报怨能比投票选举还有效?中国人没有投票选举,除了能说几句话也没啥力量了。就算这样,还屡屡被删评禁言。
欧美政府权力有限,权力有限便责任有限。在欧美生活的人平时就很少受政府限制,遇到危机,政府也只能负部分责任。而中国,管天管地。今天开车限行,明天出版审查,后天又不让光膀子遛弯。把“党是领导一切的”都写进党章了,现在出了事还想赖?
说欧美社会承受力强。那好,香港人承受力不强,看看你国是怎么对待香港人的。89之前的事都不用提了。
再有,今天说美国媒体辱华,明天说美国媒体报假新闻,结果美国媒体说政府支持率上升你老胡一下子就信了。你老胡有准儿没准儿?
每天编瞎话,晚上睡得着吗?
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
文革大跃进死了多少人来着?老百姓不照样接受了吗
文革大跃进死了多少人来着?老百姓不照样接受了吗
笑死我了 支共统治下 一路杀杀杀 支共统治下的人是人吗?
当然不是
你说你是人你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
十几亿人都不过是内战的战利品罢了
赵老爷不开心随时能让你在支那这片土地上消失
这种制度下的支那人都不会反抗
要说承受能力 吊盘还是太低估了支那了
放眼整个地球的生物界
不 放眼整个宇宙的生物界 支那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最强的吧
当然不是
你说你是人你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没有
十几亿人都不过是内战的战利品罢了
赵老爷不开心随时能让你在支那这片土地上消失
这种制度下的支那人都不会反抗
要说承受能力 吊盘还是太低估了支那了
放眼整个地球的生物界
不 放眼整个宇宙的生物界 支那人的承受能力都是最强的吧
欧美社会在这次疫情中之所以难以控制有很大原因是因为其社会共识和参照的中国不同,在欧美人身自由是极为重要的的,哪怕是疫情再严重也是靠人们自发的隔离,而不会选择强制措施,所以疫情的蔓延程度是非常可怕,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点,疫情发展到现在绝对是多方因素构成的。
这里的承受力不对,应该叫做容错率。
紫薯好吃紫薯好吃
紫薯好吃紫薯好吃
亡病例,平均死亡年龄82岁;有1156名死者的年龄超过70岁。新冠主要是对老年群体构成威胁,这一规律在全球任何国家均生效。不过我国或许是由于中药注射液大规模滥用的原因,我国的平均死亡年龄显著低于欧美各国,只有71岁。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平均死亡年龄同样很高,意大利是78岁,西班牙79岁。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平均死亡年龄同样很高,意大利是78岁,西班牙79岁。
我还记得武汉肺炎期间那个导演全家死绝,还有人出院之后发现全家已经染病归天,更有夫妻隔离导致孩子在家活活饿死,就这样中国人民都没有反抗,中国社会的承受力不是比美国高多了了么?!!
承受力真是很强,请问是好事还是坏事?
大家不是都想身体好,免疫力强吗?因为人不能避免生病和死亡,就只能加强对生病和死亡的处理能力,一个社会乃至于国家,不也一样吗?
难道我们要学非洲、印度,减弱和降低社会的承受力?
大家不是都想身体好,免疫力强吗?因为人不能避免生病和死亡,就只能加强对生病和死亡的处理能力,一个社会乃至于国家,不也一样吗?
难道我们要学非洲、印度,减弱和降低社会的承受力?
不了解,群体免疫是没有疫苗情况下的唯一出路吧!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没法证明共比欧洲,日韩以及美国严重!美国这次是轻敌我和人觉得:而不是民主自由的错!毕竟民主制度也有紧急战时状态
转载:
第三世界的防控难度可想而知,而欧美国家的教训在哪儿呢?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早期,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防疫措施。1月上旬左右出现武汉输入病例,对其密切接触者没有做详尽的隔离排查,社区传播悄悄发展。而稍后从中国或者伊朗入境的旅客,直接流入社会也不做监控。大型公共活动如常举办,密闭空间的人员聚集从未管控。医院、养老院等高危场所也没有相应提高戒备。没有很多人想到要对疑似病例尽力排查确诊,随后追踪隔离密接接触人员。
也许世卫组织对国际旅行风险的淡化,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而在中国,一段时间内,跨地区旅客都被隔离处理才能放行)。但是,在该组织此前多次发布公告“未发现新冠病毒有人传人证据”之后,各国并非一定要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决策研究部门。更何况,仅隔离输入人员阻止不了社区传播,只有配合早期检测并隔离密切接触者,才能阻止病毒扩散。
此外,各国对防护用品的补充也不尽心。从一月下旬到二月,许多国家的防护用品库存降低到了历史低点,但没有太多的机关和企业紧急组织大规模增产,补充给重要部门。
有些人以为象口罩这类产品,“只有”中国才能快速大规模生产。但其实,存量和增量的高速全自动口罩机,许多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中国都需要进口。大部分生产线是靠进口关键设备,再搭配国产配套组件,组装而成。口罩必须的熔喷布的生产线也类似,欧美龙头企业是熔喷布生产线的上游,在这之后,才是组建生产线,组织熔喷布的生产。
清朝官员曾经对英国人自诩,钟表音乐盒“大清也有”,“来自广州”。各地抢购生产线的新设口罩厂家往往也有类似体验,生产线往往是采购自“深圳东莞广州义乌”这些地方。只要是在外向型口岸,就可以新设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口罩机厂家,开始高价销售口罩机。
若无其事的欧美,在3月初发现疫情在本国也能快速扩散后,方才发现,他们也得组织大量防护用品备用。但此时,“临时抱佛脚”再来新增口罩机流水线,要从各国下单组建,一时半会也难以到位了。即便新增产线到位,提升产能到可观产量也需要一段时间。懈怠疫情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病例大增,防护用品、医疗救治设备的缺口也随之指数爆涨。
作为防护用品生产线、相关化工产品生产线、呼吸机和ECMO的上游,欧美目前的许多努力都只会在中后期体现效果。“现在就要”的用品和设备才是亟需。而隔离病人和停工“待在家中”、各地更多医护人员支援响应等措施,将更早见效,不待新增产能和设备基本到位,就能先遏制住疫情了。
http://note.youdao.com/yws/res/600/0/368545/aec1732dbcd6845755892836ff3c1da6
其实,灾情较重,防疫措施从而更坚决的地方,出院病人已经多于新增住院病人,存量病人已经开始消退。正如《这是瘟疫,不是大流感》一文所叙,存量资源的提升终归有限,任何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必须遏制病人指数增长的爆发势头,采取防疫措施。如果实行谨慎的防疫,那么即使开工复产,社会状况也仍然将趋于平稳有序。
问题是,这种本可避免的失控,本可大幅减少的患者死伤,其原因何在呢?
二
有些人认为这关系到“自由民主”的优点或者弊病。但这纯属误解。只要威胁是现实的,“自由民主”社会采取对应措施毫不为奇。各国都有兵役制度,或者强制征兵,或者早已授权在战争时征兵。在战时,邮件通讯会受到管控。在平时,征税、机动车和驾驶人办理证照也是法律强制义务。为了安全而实行的必要强制无处不在。
有一则广泛传播的流言说,英国在二战时有一个“钉.子户”老妇人,不肯配合修建机场的要求,拒绝拆.迁房屋。对此,丘吉尔说,打纳粹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民权,所以下令放弃拆.迁。这种荒谬故事完全没有常识。为保卫英国的自由,英国早就通过了相关法规,必要时可以征收、征用、动员人力物力。商船被武装,由海军组织运货。高楼顶上安排了探照灯和高射炮,居民被安排夜间灯火管制。市民接受躲进防空洞防备空袭的普及教育。年轻人应征入伍,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
如果连生命危险都可以加诸征召的军人,那重要的战略行动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给“不听劝的老妇人”让位?只要有必要,在给予合适的补偿赔偿后,战争时期修建机场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实修建机场肯定尽量在空地,要征用也是考虑低价的农田,怎么会去拆房子呢。流言没有给出故事来源,这应该是想当然的杜撰,或者是对某个确有其事历史逸闻的误解——杜撰或者误解所反映出的认识,与以上介绍英国广泛实施的战争动员完全不符。传播这种对“自由民主”的庸俗化、幼稚化理解,将日常状态和紧急状态混为一谈,徒增误解,并无好处。
与之类似,某些匍匐于地、并无权利保障的人,一厢情愿也以为——“西方”科学所论证发展出的防疫措施——比如各种医用口罩的应用、用专属设施隔离病人、检疫未知外来人员,等等——只有所谓“专.制”社会才能实行。但很明显,从东亚邻居到现在的欧美,各种文化和国情不同的地区都各自施行了必要的防疫对策,许多地方的应对还比较成功。
我们知道,为了防范飞机运输的安全隐患和恐怖袭击,所有的航空行李和旅客都要经过仔细安检、人证对照。为阻止恐怖组织洗.钱和策动袭击,所有的资金转账和电话呼叫也会与“黑名单”核对。植物动物入境的检疫往往也很严格仔细。危险的化学品、辐射物质、病原体更不能随意制造、交易和运输,要被监管。各种安全措施实属司空见惯,全世界都有,从哪儿都看不到部署安全措施就必然需要“极.权”统治一切。随着世界各国或早或晚地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运行,可以很容易发现,只要“脑子里多根弦”,就能防止病例爆发。伊朗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事实更明确地证明,“强力控制”“集权”的社会未必就能避免瘟疫。各国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的是态度和重视的重要性,而已。
http://note.youdao.com/yws/res/600/0/368546/ca19bb9ed74ff9640af11420e5333ed7
三
由此继续追问,那为何在二月份整个欧美都如此漫不经心呢?答案也许非常尴尬。懈怠的背后存在傲慢和偏见。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前首相麻生太郎曾经在高级别会议上提醒过欧洲国家。就在二月下旬,麻生提醒各国新冠病毒的威胁性时,意大利的与会代表竟然不耐烦地回答,“跟我们无关,那是黄种人得的病”。无辜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恶果。
可是官员的轻视其实反映的是普遍的成见。欧美认为亚非拉广大地区滋生各种疾病,对此并不放在心上。有人以为是“官员为了经济指标”而怠慢处理,其实,不仅官员的认识不够,民间的戒备也一样不足。沃尔玛和亚马逊都有中国子公司,子公司也得努力筹备防疫物资给员工。所以总部知道疫情到来时需要什么。企业不是政府,没什么“经济指标”“选举连任”顾虑,但即便如此,沃尔玛、亚马逊的本部也没有提前给员工准备好充分的口罩手套等物资。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我们不是那些亚非拉地区,不会爆发奇怪的病”。只单纯责怪掉以轻心的政治家并不全面。
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往往也能感到,除非对方本来就有警觉有前瞻性,否则很难成功提醒外国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即使介绍重灾区武汉的惨痛和疾病的传播力,很多人的反应往往也只是“天哪,太吓人了”,然后继续如常的生活。不厌其烦地对个别人介绍瘟疫严重,并不能奏效。
官员和民间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媒体报道的影响。而在专业分析和媒体报道上,西方国家纵容了错误的发生。
不少人听说过英国曾经有施行“群体免疫”的论点。在最坏的情况下,人类控制不住新冠病毒,被动地被感染许多人。为这种前景准备的措施就可是只好让人群渐次感染,减轻医疗压力。相关的早期论文,方法上或许中规中矩,其数据处理和分析却非常粗糙。
http://note.youdao.com/yws/res/600/0/368547/70c51b63b556cbdb529831bff87c4454
有学者用撤侨数据估算武汉有1.5%左右的人感染。这样武汉就有十几万病人。然后用武汉的重症、病危和病亡数字,去推测人群持续感染时医疗机构的压力。但实际上,几百万有武汉居住旅行史的人都出城去全省全国各地了。是全国的医疗资源,而不是武汉的医院,在对付有武汉居住旅行史的病人。同样,武汉的病人也因此被少算了。再后,在确诊病例之外,还有一些医疗机构未掌握或者未确诊的的病人和病故者。忽略这些情况可能大大低估医疗机构的压力、低估病毒传染速度、低估病毒传染方式。
有学者在一月下旬和二月中上旬声言“病毒不是很危险,类似大一点的流感”。且不谈住院、重症压力,仅就病死率而言,因为1月中下旬只是新增感染家庭数的高峰,此后还有家庭内传播,以及潜伏期、轻症期,所以很多日后的病重、病危病人,病故者,在早期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些数字都会继续上升。用卡普兰-迈耶生存分析,将确定的痊愈人数和病亡对比,才是更准确的方法。那样就能知道,即使在医疗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病危和病死率也是不可忽视的数字。用即时数据断言“就是大点的流感”,少数专家过于轻率。
应该特别指出,有些学者用多种工具推测出武汉有很多院外病例。然后,他们将通报的确诊死亡病例,去除以推测的感染人数,得到一个新的病死率。这种毫不掩饰的胆大妄为让人惊异:为什么一边甩开通报确诊数,自建模型算“实际感染数”,却同时又不去测算“实际病亡数”,转而用通报确诊死亡数呢?这样的除法有何意义?这样的论文同时还会忽略前述春运和长病程、病死数延后产生的问题。分子,分母端都不对,从而大大低估病毒威胁性。为抢发文章不考虑质量,这类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对防疫和行政部门决策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如果说官僚主义导致公共卫生和行政部门行动慢的话,学术界乐此不疲地使用早期质量过于毛糙的数据作结论,则是行动慢的前因。
而媒体报道则对民间有更大的影响。
四
三月底,有几家美国媒体的记者,被特意取消资格证,打道回国。笔者看到当时的场景,第一感想只是,对这次疫情而言,记者的报道水准并不合格。他们的长期自我审查徒劳无功。
主流外媒限于条件,难以深入采访。发给国外的报道,往往是浮光掠影,然后加上官方的通告数字。这些数字并不惊人!报道最多加一点补充,“实际的病人和病故者很可能更多”。但看完后不会有太深的印象。
然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应该已经知道,就在“封城”之前,医院已经难以尽数收容严重传染病人,病人们徒劳地通过公交地铁和出租车奔波于各个医院之间,这将带来更多的感染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武汉本地的重症和呼吸科医护人员,面临噩梦一般的高压。不少见惯了死亡的医护人员痛哭失声。了解内情的市民也难以入睡,不少人躲在家里流泪,或者自发组织后勤救援。
这一类场景实在难以广为传播,后来那个火爆的“方方封城日记”其实也只能描述悲剧的一角。与“日记”相比,外媒的报道力度实在薄弱,缺少太多撼动人心的内容。作为对比,国内有一批有气度的媒体,报道得比外媒强得多。所有留存于史的报道无一不是国内媒体所发。
而实际上,国内同行所受到的限制和忌讳比外媒大得多。
所以,那些催人泪下的国内报道,仍然是非常节制、点到为止。
从而可见,外媒在无需真正担心自身的背景下的报道,多么苍白。与“向世界报警”的新闻人共通理想相比,外媒错过了拯救世界的机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武汉的实情能打动更广泛的人,那么在意大利2月下旬和3月上旬病例快速增长的时候,当地市民自然就会合理地恐慌,顺利实行早期的隔离封闭政策,避免和大大减轻后来的瘟疫持续蔓延。
在3月9、10日意大利宣告疫情恶化,瘟疫信息第一次大规模展现给西方人之前,直到3月8日,从马德里到洛杉矶,各地还在举行超大规模的聚集活动。尽管当时各地的病例增长一直较快,而了解新冠病毒凶险的市民也反复劝告,但多数没有戒心的市民还是参加了那些活动。3月7日,一千多世界各国的人登上了从阿根廷出发的赞丹夫人号游船。此后船上有4名老人病死,该游轮始发港、终点港以及途经的南美洲各国都拒绝游船靠港,船只只能千里迢迢驶向美国求援入港。
http://note.youdao.com/yws/res/600/0/368549/a43c807d629ff261c60aa5d5a89867e4
最后,是意大利人真正拉响了西方世界的警报。来自意大利的影像、图片和文字报道,在外网热传时,不少人终于震惊了。如果意大利的消息早几天传出,马德里、洛杉矶和赞丹夫人号邮轮的事将很有机会避免。这恰恰也说明,西方媒体对武汉事态报道的失败。
五
但是,人们应该继续追问:为什么西方媒体难以深刻报道?为什么学术界也没有深究当地实际状况?
有很多西方人,都是以从上往下俯视的角度看亚非拉地区,不能真切感受到其他地区人的痛苦和伤害,只能从表层泛泛看到一些事情,也不愿意深入理解。
尽管其中许多人会有“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但那并不非常真实。就像前期在法国和意大利街头配合“拥抱一个中国人”活动的善良当地人那样,人们其实并不想深究在亚非拉不断发生的负面故事。
左派的“文化多元”,“互相容忍”,其实是和亚非拉隔开了距离。真正的道义不在于无限的宽容和容忍,而在于要坚决地设立标准和要求。所谓容忍“国情不同”的另一面就是,对别人的痛苦所在并不真正感兴趣。
而右派的孤立主义自然也不必说了,直接就推崇闭门自守,尽管在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核扩散和病毒传播,早已使单纯的孤立主义难以成功运行。
回头看越战时候的报道,公众是看到越南平民被卷入,但是没有媒体愿意仔细厘清前因后果、各方的内在逻辑和实际状况。几张煽情的图片,加一点不分青红皂白的伤感就完了。
http://note.youdao.com/yws/res/600/0/368551/b0ee62b046d3033cf4325f7988704ee8
最后没有预案和对策地两手一甩,留下战乱的中南半岛走了。越南的华人因为很多是小店主或者有点产业,被各种整肃,纷纷“投奔怒海”成为难民。在柬埔寨更发生可怕的惨剧。而这些都是在多年前,其实原本可以预计的事。
这也不是部落战争之类“他们自己的事”,因为越南有米格机萨姆2,冲锋枪地雷大炮坦克。腐败落后的南越在有机会象南韩那样革新现代化之前,就孤立地断了气。21世纪,越南方面得到东南亚周边地下组织援助的消息也当成“历史”公开了。但没有人为“这是他们的内战”一说检讨,等于越南和柬埔寨人的苦难都是轻飘的亚非拉“别人的事”,不就是这样吗。
轻视疫情,就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毕竟是别的事”。西方媒体人有当然的责任。更准确地说,自由左派的“每个文化各有不同,要包容”,或者孤立主义右派的“只管自己,不要管亚非拉”的基本理念早已不合时宜。其实当年两派所回避的俄国问题,越南老挝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回避成功。病毒绕过纸面上的《世界卫生条例》,绕过脆弱的世界卫生组织,扩散到全世界,其实只不过是以上两种思想的后果之一而已。
只有保持对外部世界的警觉,从思想深层觉得亚非拉的事关乎全人类,坚持必要时的“干涉”权力,才能够维持国际组织的高标准,才能维护卫生信息的透明和及时,才能排除新闻传播的主观客观障碍。
世界在人员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广度上达到了空前程度,世界经济也较高度地自由化、大分工,而有关的软件标准却完全落后于时代。疫情和相关的后继问题,不是全球化的失败,也不是宽容多元的失败,而是毫无强制标准的多元化、毫无道德要求的全球化的失败。不是疫情发生地放任了传播,而是西方放任了世界。
这才是2019新冠病毒疫情泛滥为最严重局面、西方国家无法及时对第三世界施加有力援助,全球陷入困境——暂时的困境的最终理由。
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没法证明共比欧洲,日韩以及美国严重!美国这次是轻敌我和人觉得:而不是民主自由的错!毕竟民主制度也有紧急战时状态
转载:
第三世界的防控难度可想而知,而欧美国家的教训在哪儿呢?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早期,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防疫措施。1月上旬左右出现武汉输入病例,对其密切接触者没有做详尽的隔离排查,社区传播悄悄发展。而稍后从中国或者伊朗入境的旅客,直接流入社会也不做监控。大型公共活动如常举办,密闭空间的人员聚集从未管控。医院、养老院等高危场所也没有相应提高戒备。没有很多人想到要对疑似病例尽力排查确诊,随后追踪隔离密接接触人员。
也许世卫组织对国际旅行风险的淡化,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而在中国,一段时间内,跨地区旅客都被隔离处理才能放行)。但是,在该组织此前多次发布公告“未发现新冠病毒有人传人证据”之后,各国并非一定要听从世卫组织的建议,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决策研究部门。更何况,仅隔离输入人员阻止不了社区传播,只有配合早期检测并隔离密切接触者,才能阻止病毒扩散。
此外,各国对防护用品的补充也不尽心。从一月下旬到二月,许多国家的防护用品库存降低到了历史低点,但没有太多的机关和企业紧急组织大规模增产,补充给重要部门。
有些人以为象口罩这类产品,“只有”中国才能快速大规模生产。但其实,存量和增量的高速全自动口罩机,许多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中国都需要进口。大部分生产线是靠进口关键设备,再搭配国产配套组件,组装而成。口罩必须的熔喷布的生产线也类似,欧美龙头企业是熔喷布生产线的上游,在这之后,才是组建生产线,组织熔喷布的生产。
清朝官员曾经对英国人自诩,钟表音乐盒“大清也有”,“来自广州”。各地抢购生产线的新设口罩厂家往往也有类似体验,生产线往往是采购自“深圳东莞广州义乌”这些地方。只要是在外向型口岸,就可以新设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口罩机厂家,开始高价销售口罩机。
若无其事的欧美,在3月初发现疫情在本国也能快速扩散后,方才发现,他们也得组织大量防护用品备用。但此时,“临时抱佛脚”再来新增口罩机流水线,要从各国下单组建,一时半会也难以到位了。即便新增产线到位,提升产能到可观产量也需要一段时间。懈怠疫情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病例大增,防护用品、医疗救治设备的缺口也随之指数爆涨。
作为防护用品生产线、相关化工产品生产线、呼吸机和ECMO的上游,欧美目前的许多努力都只会在中后期体现效果。“现在就要”的用品和设备才是亟需。而隔离病人和停工“待在家中”、各地更多医护人员支援响应等措施,将更早见效,不待新增产能和设备基本到位,就能先遏制住疫情了。
其实,灾情较重,防疫措施从而更坚决的地方,出院病人已经多于新增住院病人,存量病人已经开始消退。正如《这是瘟疫,不是大流感》一文所叙,存量资源的提升终归有限,任何国家,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必须遏制病人指数增长的爆发势头,采取防疫措施。如果实行谨慎的防疫,那么即使开工复产,社会状况也仍然将趋于平稳有序。
问题是,这种本可避免的失控,本可大幅减少的患者死伤,其原因何在呢?
有些人认为这关系到“自由民主”的优点或者弊病。但这纯属误解。只要威胁是现实的,“自由民主”社会采取对应措施毫不为奇。各国都有兵役制度,或者强制征兵,或者早已授权在战争时征兵。在战时,邮件通讯会受到管控。在平时,征税、机动车和驾驶人办理证照也是法律强制义务。为了安全而实行的必要强制无处不在。
有一则广泛传播的流言说,英国在二战时有一个“钉.子户”老妇人,不肯配合修建机场的要求,拒绝拆.迁房屋。对此,丘吉尔说,打纳粹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民权,所以下令放弃拆.迁。这种荒谬故事完全没有常识。为保卫英国的自由,英国早就通过了相关法规,必要时可以征收、征用、动员人力物力。商船被武装,由海军组织运货。高楼顶上安排了探照灯和高射炮,居民被安排夜间灯火管制。市民接受躲进防空洞防备空袭的普及教育。年轻人应征入伍,执行有生命危险的任务。
如果连生命危险都可以加诸征召的军人,那重要的战略行动又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给“不听劝的老妇人”让位?只要有必要,在给予合适的补偿赔偿后,战争时期修建机场并无不可逾越的障碍。
其实修建机场肯定尽量在空地,要征用也是考虑低价的农田,怎么会去拆房子呢。流言没有给出故事来源,这应该是想当然的杜撰,或者是对某个确有其事历史逸闻的误解——杜撰或者误解所反映出的认识,与以上介绍英国广泛实施的战争动员完全不符。传播这种对“自由民主”的庸俗化、幼稚化理解,将日常状态和紧急状态混为一谈,徒增误解,并无好处。
与之类似,某些匍匐于地、并无权利保障的人,一厢情愿也以为——“西方”科学所论证发展出的防疫措施——比如各种医用口罩的应用、用专属设施隔离病人、检疫未知外来人员,等等——只有所谓“专.制”社会才能实行。但很明显,从东亚邻居到现在的欧美,各种文化和国情不同的地区都各自施行了必要的防疫对策,许多地方的应对还比较成功。
我们知道,为了防范飞机运输的安全隐患和恐怖袭击,所有的航空行李和旅客都要经过仔细安检、人证对照。为阻止恐怖组织洗.钱和策动袭击,所有的资金转账和电话呼叫也会与“黑名单”核对。植物动物入境的检疫往往也很严格仔细。危险的化学品、辐射物质、病原体更不能随意制造、交易和运输,要被监管。各种安全措施实属司空见惯,全世界都有,从哪儿都看不到部署安全措施就必然需要“极.权”统治一切。随着世界各国或早或晚地控制住疫情,恢复社会运行,可以很容易发现,只要“脑子里多根弦”,就能防止病例爆发。伊朗俄罗斯等少数国家的事实更明确地证明,“强力控制”“集权”的社会未必就能避免瘟疫。各国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的是态度和重视的重要性,而已。
由此继续追问,那为何在二月份整个欧美都如此漫不经心呢?答案也许非常尴尬。懈怠的背后存在傲慢和偏见。日本副首相、财务大臣,前首相麻生太郎曾经在高级别会议上提醒过欧洲国家。就在二月下旬,麻生提醒各国新冠病毒的威胁性时,意大利的与会代表竟然不耐烦地回答,“跟我们无关,那是黄种人得的病”。无辜的意大利人很快就尝到了恶果。
可是官员的轻视其实反映的是普遍的成见。欧美认为亚非拉广大地区滋生各种疾病,对此并不放在心上。有人以为是“官员为了经济指标”而怠慢处理,其实,不仅官员的认识不够,民间的戒备也一样不足。沃尔玛和亚马逊都有中国子公司,子公司也得努力筹备防疫物资给员工。所以总部知道疫情到来时需要什么。企业不是政府,没什么“经济指标”“选举连任”顾虑,但即便如此,沃尔玛、亚马逊的本部也没有提前给员工准备好充分的口罩手套等物资。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我们不是那些亚非拉地区,不会爆发奇怪的病”。只单纯责怪掉以轻心的政治家并不全面。
海外的华人朋友们往往也能感到,除非对方本来就有警觉有前瞻性,否则很难成功提醒外国的朋友、同学和同事。即使介绍重灾区武汉的惨痛和疾病的传播力,很多人的反应往往也只是“天哪,太吓人了”,然后继续如常的生活。不厌其烦地对个别人介绍瘟疫严重,并不能奏效。
官员和民间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专业人员的分析和媒体报道的影响。而在专业分析和媒体报道上,西方国家纵容了错误的发生。
不少人听说过英国曾经有施行“群体免疫”的论点。在最坏的情况下,人类控制不住新冠病毒,被动地被感染许多人。为这种前景准备的措施就可是只好让人群渐次感染,减轻医疗压力。相关的早期论文,方法上或许中规中矩,其数据处理和分析却非常粗糙。
有学者用撤侨数据估算武汉有1.5%左右的人感染。这样武汉就有十几万病人。然后用武汉的重症、病危和病亡数字,去推测人群持续感染时医疗机构的压力。但实际上,几百万有武汉居住旅行史的人都出城去全省全国各地了。是全国的医疗资源,而不是武汉的医院,在对付有武汉居住旅行史的病人。同样,武汉的病人也因此被少算了。再后,在确诊病例之外,还有一些医疗机构未掌握或者未确诊的的病人和病故者。忽略这些情况可能大大低估医疗机构的压力、低估病毒传染速度、低估病毒传染方式。
有学者在一月下旬和二月中上旬声言“病毒不是很危险,类似大一点的流感”。且不谈住院、重症压力,仅就病死率而言,因为1月中下旬只是新增感染家庭数的高峰,此后还有家庭内传播,以及潜伏期、轻症期,所以很多日后的病重、病危病人,病故者,在早期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些数字都会继续上升。用卡普兰-迈耶生存分析,将确定的痊愈人数和病亡对比,才是更准确的方法。那样就能知道,即使在医疗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病危和病死率也是不可忽视的数字。用即时数据断言“就是大点的流感”,少数专家过于轻率。
应该特别指出,有些学者用多种工具推测出武汉有很多院外病例。然后,他们将通报的确诊死亡病例,去除以推测的感染人数,得到一个新的病死率。这种毫不掩饰的胆大妄为让人惊异:为什么一边甩开通报确诊数,自建模型算“实际感染数”,却同时又不去测算“实际病亡数”,转而用通报确诊死亡数呢?这样的除法有何意义?这样的论文同时还会忽略前述春运和长病程、病死数延后产生的问题。分子,分母端都不对,从而大大低估病毒威胁性。为抢发文章不考虑质量,这类在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对防疫和行政部门决策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如果说官僚主义导致公共卫生和行政部门行动慢的话,学术界乐此不疲地使用早期质量过于毛糙的数据作结论,则是行动慢的前因。
而媒体报道则对民间有更大的影响。
三月底,有几家美国媒体的记者,被特意取消资格证,打道回国。笔者看到当时的场景,第一感想只是,对这次疫情而言,记者的报道水准并不合格。他们的长期自我审查徒劳无功。
主流外媒限于条件,难以深入采访。发给国外的报道,往往是浮光掠影,然后加上官方的通告数字。这些数字并不惊人!报道最多加一点补充,“实际的病人和病故者很可能更多”。但看完后不会有太深的印象。
然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应该已经知道,就在“封城”之前,医院已经难以尽数收容严重传染病人,病人们徒劳地通过公交地铁和出租车奔波于各个医院之间,这将带来更多的感染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武汉本地的重症和呼吸科医护人员,面临噩梦一般的高压。不少见惯了死亡的医护人员痛哭失声。了解内情的市民也难以入睡,不少人躲在家里流泪,或者自发组织后勤救援。
这一类场景实在难以广为传播,后来那个火爆的“方方封城日记”其实也只能描述悲剧的一角。与“日记”相比,外媒的报道力度实在薄弱,缺少太多撼动人心的内容。作为对比,国内有一批有气度的媒体,报道得比外媒强得多。所有留存于史的报道无一不是国内媒体所发。
而实际上,国内同行所受到的限制和忌讳比外媒大得多。
所以,那些催人泪下的国内报道,仍然是非常节制、点到为止。
从而可见,外媒在无需真正担心自身的背景下的报道,多么苍白。与“向世界报警”的新闻人共通理想相比,外媒错过了拯救世界的机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武汉的实情能打动更广泛的人,那么在意大利2月下旬和3月上旬病例快速增长的时候,当地市民自然就会合理地恐慌,顺利实行早期的隔离封闭政策,避免和大大减轻后来的瘟疫持续蔓延。
在3月9、10日意大利宣告疫情恶化,瘟疫信息第一次大规模展现给西方人之前,直到3月8日,从马德里到洛杉矶,各地还在举行超大规模的聚集活动。尽管当时各地的病例增长一直较快,而了解新冠病毒凶险的市民也反复劝告,但多数没有戒心的市民还是参加了那些活动。3月7日,一千多世界各国的人登上了从阿根廷出发的赞丹夫人号游船。此后船上有4名老人病死,该游轮始发港、终点港以及途经的南美洲各国都拒绝游船靠港,船只只能千里迢迢驶向美国求援入港。
最后,是意大利人真正拉响了西方世界的警报。来自意大利的影像、图片和文字报道,在外网热传时,不少人终于震惊了。如果意大利的消息早几天传出,马德里、洛杉矶和赞丹夫人号邮轮的事将很有机会避免。这恰恰也说明,西方媒体对武汉事态报道的失败。
但是,人们应该继续追问:为什么西方媒体难以深刻报道?为什么学术界也没有深究当地实际状况?
有很多西方人,都是以从上往下俯视的角度看亚非拉地区,不能真切感受到其他地区人的痛苦和伤害,只能从表层泛泛看到一些事情,也不愿意深入理解。
尽管其中许多人会有“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但那并不非常真实。就像前期在法国和意大利街头配合“拥抱一个中国人”活动的善良当地人那样,人们其实并不想深究在亚非拉不断发生的负面故事。
左派的“文化多元”,“互相容忍”,其实是和亚非拉隔开了距离。真正的道义不在于无限的宽容和容忍,而在于要坚决地设立标准和要求。所谓容忍“国情不同”的另一面就是,对别人的痛苦所在并不真正感兴趣。
而右派的孤立主义自然也不必说了,直接就推崇闭门自守,尽管在当今世界,恐怖主义、核扩散和病毒传播,早已使单纯的孤立主义难以成功运行。
回头看越战时候的报道,公众是看到越南平民被卷入,但是没有媒体愿意仔细厘清前因后果、各方的内在逻辑和实际状况。几张煽情的图片,加一点不分青红皂白的伤感就完了。
最后没有预案和对策地两手一甩,留下战乱的中南半岛走了。越南的华人因为很多是小店主或者有点产业,被各种整肃,纷纷“投奔怒海”成为难民。在柬埔寨更发生可怕的惨剧。而这些都是在多年前,其实原本可以预计的事。
这也不是部落战争之类“他们自己的事”,因为越南有米格机萨姆2,冲锋枪地雷大炮坦克。腐败落后的南越在有机会象南韩那样革新现代化之前,就孤立地断了气。21世纪,越南方面得到东南亚周边地下组织援助的消息也当成“历史”公开了。但没有人为“这是他们的内战”一说检讨,等于越南和柬埔寨人的苦难都是轻飘的亚非拉“别人的事”,不就是这样吗。
轻视疫情,就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毕竟是别的事”。西方媒体人有当然的责任。更准确地说,自由左派的“每个文化各有不同,要包容”,或者孤立主义右派的“只管自己,不要管亚非拉”的基本理念早已不合时宜。其实当年两派所回避的俄国问题,越南老挝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回避成功。病毒绕过纸面上的《世界卫生条例》,绕过脆弱的世界卫生组织,扩散到全世界,其实只不过是以上两种思想的后果之一而已。
只有保持对外部世界的警觉,从思想深层觉得亚非拉的事关乎全人类,坚持必要时的“干涉”权力,才能够维持国际组织的高标准,才能维护卫生信息的透明和及时,才能排除新闻传播的主观客观障碍。
世界在人员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广度上达到了空前程度,世界经济也较高度地自由化、大分工,而有关的软件标准却完全落后于时代。疫情和相关的后继问题,不是全球化的失败,也不是宽容多元的失败,而是毫无强制标准的多元化、毫无道德要求的全球化的失败。不是疫情发生地放任了传播,而是西方放任了世界。
这才是2019新冠病毒疫情泛滥为最严重局面、西方国家无法及时对第三世界施加有力援助,全球陷入困境——暂时的困境的最终理由。
胡实际上是个高级黑.喜欢哪壶不开提哪壶.找存在感.
美国防疫出问题,一个关键点就是纽约不同意封城.如果纽约封城,那些潜在的感染者就不会到处跑,佛罗里达的情况就能够好很多.如果美国各地都像中国各地一样封城封省阻断交通,防疫效果当然也会好很多.但结果也同样没有实施.
但问题是,这是美国人自己的选择. 川普曾经希望纽约封城,但是纽约拒绝了.这是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力.他们可以拒绝为别人作出牺牲.而武汉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力.甚至湖北人,河南人都没有权力决定自己是不是可以不封省.
所以,中共的防疫成绩是比美国好,但武汉人高兴吗?那些在封城之后住不上医院,只能在家等死的武汉人,恨死了共产党.相比之下,纽约人没法恨川普,顶多说川普防疫不得力.纽约之外的美国人也没法恨川普,顶多骂几句纽约人太自私.
再一个,此次疫情并没有严重到像黑死病那样动摇国本.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也不过大约2%的人感染,大部分人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没有出现像武汉那样医院爆满,人们住不了院,只能在家等死的情况.而且即便是纽约的医院满了,因为没有封城,所以纽约人还可以去外地住院,不用像武汉人那样困在城里等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当然可以忍受.中共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中共理解不了这一切.
美国防疫出问题,一个关键点就是纽约不同意封城.如果纽约封城,那些潜在的感染者就不会到处跑,佛罗里达的情况就能够好很多.如果美国各地都像中国各地一样封城封省阻断交通,防疫效果当然也会好很多.但结果也同样没有实施.
但问题是,这是美国人自己的选择. 川普曾经希望纽约封城,但是纽约拒绝了.这是民主制度下人民的权力.他们可以拒绝为别人作出牺牲.而武汉人就没有这样的权力.甚至湖北人,河南人都没有权力决定自己是不是可以不封省.
所以,中共的防疫成绩是比美国好,但武汉人高兴吗?那些在封城之后住不上医院,只能在家等死的武汉人,恨死了共产党.相比之下,纽约人没法恨川普,顶多说川普防疫不得力.纽约之外的美国人也没法恨川普,顶多骂几句纽约人太自私.
再一个,此次疫情并没有严重到像黑死病那样动摇国本.在疫情最严重的纽约,也不过大约2%的人感染,大部分人也得到了及时的治疗,没有出现像武汉那样医院爆满,人们住不了院,只能在家等死的情况.而且即便是纽约的医院满了,因为没有封城,所以纽约人还可以去外地住院,不用像武汉人那样困在城里等死.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当然可以忍受.中共对此感到不可思议,是因为中共理解不了这一切.
反驳简单至极,简直可以花式从各种角度反驳,很多葱油已经讲得很好了,就说一点其他回答没提到的:
欧美社会不是对疫情造成的死亡承受能力强,而是对严格防疫所造成的丧失自由的承受能力太弱。
欧美的这个结果是欧美民众自己选择的,因为他们宁愿承受一定的伤亡风险也不想丧失自由,正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一个人当然能承受自己的选择。
欧美社会不是对疫情造成的死亡承受能力强,而是对严格防疫所造成的丧失自由的承受能力太弱。
欧美的这个结果是欧美民众自己选择的,因为他们宁愿承受一定的伤亡风险也不想丧失自由,正所谓不自由毋宁死。一个人当然能承受自己的选择。
西方民主国家像有限责任公司。政府做得不好(比如这次疫情死了很多人),代价就是下次选举落选。但只要不违法,政客本人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中国更像无限责任公司。
女王出来讲个话,煽个情,或者专家描述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先把情况说得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真真把公众吓着了。然后总统再宣布一个比那种极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标,大家就会觉得,嗯,政府做得还不错。怎么觉得美国的公众那么好耍啊?
嗯,好不容易獨立了還在聼女王講話煽情,美國公衆真是奴性不改~
…………………………我還真沒見幾個人是又會聼女王煽情又會看總統胡扯的
中国基层政府没有让百姓在疫情期间吃上平价菜,这种罪过(它当然是个问题,老胡决无否认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欧国家多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还要大。
好吧,就算是中國沒死多少人,然後歐美快死光光了好了(美歐?我還第一次聽有人這麽説話的,連來自美國的Microsoft中文輸入法都不認可)
我又不吃歐美人,我吃中國菜。歐美人死很多關我什麽事,難道我的肉價會跌?真會跌,那倒也怪可怕的
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五毛等辩论了。
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五毛辩论是最傻的行为,为啥?因为很多五毛是监狱服刑人员,他们正好没处发泄呢,你跟他们辩论,他们高兴着呢,监狱里骂正常人的机会可不多。
一句话,我如果抢到了比较沙发的位置,我就会说“一看是胡叼盘写的,就不用看了”之类的,哈哈,每次都能把五毛弄的气急败坏。
骂还有好处,对付五毛,让他们情绪失控,只会露出更多马脚,说不定就能为我们所用。
对付蠢货,自然得用正确的办法。辩论你就输了。对付这种傻逼,只用骂就行了。
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跟五毛辩论是最傻的行为,为啥?因为很多五毛是监狱服刑人员,他们正好没处发泄呢,你跟他们辩论,他们高兴着呢,监狱里骂正常人的机会可不多。
一句话,我如果抢到了比较沙发的位置,我就会说“一看是胡叼盘写的,就不用看了”之类的,哈哈,每次都能把五毛弄的气急败坏。
骂还有好处,对付五毛,让他们情绪失控,只会露出更多马脚,说不定就能为我们所用。
对付蠢货,自然得用正确的办法。辩论你就输了。对付这种傻逼,只用骂就行了。
笑死了。中國真實情況怎麼樣你這個叼盤俠沒數嗎?別說反對了,對中共有抱怨的的人能發聲嗎?武漢紅會各種反人民的操作叫動作慢一點嗎?這叼盤俠能不能別這麼無恥?
人固有一死:或自杀,或病杀,或他杀
请问胡乱编,,你愿意怎么死?
请问胡乱编,,你愿意怎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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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一楼的说法,其实那个小孩子家是有insurance 的 https://time.com/5813731/teen-denied-insurance-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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